本文目录一览：
- 1、张之洞的功与过
- 2、晚清四大名臣分别是什么地方的人，他们的故居现在如何了？
- 3、晚清名臣张之洞，为什么人称张香帅，还有个外号叫“钱屠”呢？
- 4、武汉张之洞体育公园现在人多吗
- 5、晚清重臣张之洞,为什么被誉为“武汉之父”?
- 6、黎仁凯,钟康模《张之洞与近代中国》中,张之洞支持新政改革的原因和对立宪问题的态度
张之洞的功与过
1909年10月4日，晚清中兴名臣、封疆大吏张之洞在北京去世，享年72岁。 今年，是张之洞去世100周年的一年。我想，用一个辨证的眼光去看待张之洞，用一个平常心去评价张之洞，用一个理性的头脑去认识张之洞，尤有意义，这样可以让世人肯定张之洞那对中国影响久远的政绩，同时，道出张之洞的苦衷，也算是告慰这位中兴名臣了。 提笔前，曾经想过许久，如何命题，最终根据张之洞生前之功劳及逝后之二三事，命题如上。相信张香帅在九泉之下看了该文亦为含笑…… ——题记 对张之洞的最初印象是在中学时期，教我历史的邢健老师曾根据课文多次提及张之洞;对张之洞的初步了解是在大学时光，如今在五羊城广州工作的同班同学张宁为张之洞同乡，即河北沧州，两者同祖不同宗（张之洞为南皮人、张宁为泊头人，两地均属沧州地区管辖），沧州是我国的武术之乡、杂技之乡，这也成了张宁足以骄傲的理由的同时，还以张之洞为沧州、乃至河北的一张名片;对张之洞的进一步了解是在工作后，一直对清代历史颇感兴趣的我阅读了关于张之洞的书籍，尤其是今年初到武汉一行，参观了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及武汉大学等地后，对张之洞的钦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生前的张之洞： 张之洞出生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其父张瑛在道光执政期间就任贵州兴义知府，张之洞于其父任期出生。 年仅16岁的张之洞在“河北省高考”中，成绩名列前茅—第一名;十年磨一剑，26岁的他在全清“公务员考试”中，获得第三名--慈禧念其年幼仅钦点探花，同年步入仕途，首任翰林院修编(文职)，期间抨击时弊，深受慈禧宠爱。 光绪皇帝执政期间，遵老佛爷懿旨，提拔张之洞为“山西省省长”—山西巡抚，正二品，御赐蓝顶戴，此为张之洞任封疆大吏之开始，时44岁。 巡晋期间，开始“部署”洋务运动，屡受皇帝表彰。当时是，法人入侵国土，张之洞上书极力主张抗法而受政府肯定，慈禧点其任两广总督（督广东、广西两省军政要务，属省长、省军区司令员顶头上司），正一品，御赐红顶戴。 督桂期间，张之洞任用贤能冯子才，在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力挫法军，重伤法之军事最高指挥官尼格里，还因此，法国茹费理之内阁在浪漫之都巴黎倒台—指挥得当，战功卓著。 督粤期间，张之洞开始创办企业，以铁厂、兵工厂为代表;组建军校--广东海陆军学校，即“广东水陆师学堂”，培养新型军队人才。 清政府念张之洞领导有方，政绩斐然，于1889年调其任湖广总督，署理湖北、湖南两省军政要务，正一品，御赐红顶戴，黄马褂—封疆大吏之最高权力的象征。 督鄂，是张之洞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舞台，是张之洞能够名垂千古的重要时期。其将在广州组建的兵工厂迁移至武汉汉阳，当时汉阳属武汉之边缘地区，这完全符合环境资源保护的原则。 督鄂期间，张之洞建立湖北铁路集团公司，即“湖北铁路局”、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创办新式学堂，如如今的武汉大学（自强学堂）、华中农业大学（农务学堂）等，培养洋务运动人才，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幼儿园—“湖北幼稚园”;奏请光绪皇帝批准，修建芦汉等铁路，今汉口仍保存有其修筑的“京汉火车站”……张之洞督鄂期间创湖北第一、全国第一乃至亚洲第一的记录，如汉阳铁厂—耸动中外视听。连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日本人伊藤博文都称张之洞是中国第一能办实事的人！二十一世纪，江西萍乡的皮明麻著书《一位总督 一座城市 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高度评价了张之洞的功勋。尤其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其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朝廷见张之洞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并屡建奇功，迁职两江总督，署理江苏（当时应该称“江南省”）、江西两省军政要务。在督苏期间，创办东南大学，即“三江师范学堂”，与此同时，被慈禧招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相当于政治局常委），真正成为清政府的宰相，正一品，太子少保（后摄政王载沣晋其为太子太保），御赐红顶戴，黄马褂—清政府最高官员之象征，权倾朝野。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在北京病逝，朝廷追谥“文襄”，后人尊称其为“文镶公”。 纵观张之洞一生，少年聪明伶俐，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入仕为官务实清正……归纳总结，他办了五件大事：一是创办重工业，以汉阳铁厂为代表;二是修筑铁路，以芦汉铁路为代表;三是组建新式学校，以武汉大学、东南大学为代表;四是公派有志之士到国外留学，以张继熙为代表;五是编练新军，督鄂期间，参照德国军队编练新军，如陆军八镇万余人。可谓“生而伟大”！ 死后的张之洞： 1909年，张之洞魂归故里—葬河北省沧州府南皮县双庙村。 辛亥革命爆发后，“脑筋进水”的前清官员欧阳萼骂张之洞：“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设厂制造，徒资逆用……” 抗战年代，民国政府曾在武汉中山公园修建张公亭（今年在武汉期间，曾前往参观），亭中有张之洞雕像，以纪念张之洞这位“武汉之父”，而在“文革”期间，被人拆除雕像，并将其从亭上摔碎。 据同学张宁当时的口述，“文革”时期，其父曾见人挖空张之洞坟墓，将其尸骨暴于野外。 解放初期，牟世安在《洋务运动》一书中写道：“……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张之洞被他扣上“卖国贼”的帽子。 张之洞第十子张燕卿，甘当亡国奴，于1935年赴吉林省长春市任日本人操纵的伪满洲国外交大臣（长春伪满皇宫中有图片介绍）。 张之洞第十三子张仁蠡，亦甘当亡国奴，于1939年任日本控制的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市长，解放后，被镇反而处决（武汉汉口宋庆龄故居中有图片介绍）。 又观张之洞死后，少数后人对其是全盘否定，再者其二子甘当亡国奴—张之洞，死不瞑目！ 公论来自辨证，辨证得出公论。我们如何看待张之洞的荣与辱、功与过对这个社会某些领域仍有重要意义。我想，从如今的史书来看，从武汉等地树立张之洞的雕像来看，从改革开放后人们的言论来看--张之洞功大于过！今年，是张之洞去世100周年的一年，史学界正在组织开展有关讨论会，并筹备有关纪念活动。我相信，人们会给张之洞一个公平的评价，张之洞也因此而含笑九泉……
晚清四大名臣分别是什么地方的人，他们的故居现在如何了？
所谓晚清四大名臣，有多种说法，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分别是哪里人？
曾国藩是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白杨坪人，现在属于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
曾国藩被尊称为“曾湘乡”，家乡是湖南湘乡，这个没有问题；问题是，后来曾国藩所在的荷叶塘，被划入娄底市双峰县。曾国藩的故乡，也变成了湖南双峰。据说，湘乡市的老乡们，为此还失落过一段时间……
左宗棠是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左家塅人，现在属于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界头铺镇左家段。
左宗棠出生于左家塅，20岁后又来到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排头乡紫山居村桂在堂，与周诒端结为伉俪，并在岳父家居住了13年。1843年，左宗棠用多年的积蓄900多两银子，在柳家冲买了70亩田地，并亲自设计建造了一座占地4亩多、有48间房屋的砖木住宅，取名为“柳庄”。随后，左宗棠在柳庄居住了14年。
李鸿章号称“李合肥”，当然是安徽合肥人。具体出生地址是安徽省合肥县东乡磨店乡，现在属于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磨店街道。
合肥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孕育了不少名人，如三国名将周瑜、西汉循吏文翁、南吴开国国君杨行密、宋朝名臣包拯、明朝开国功臣张德胜等，以及与李鸿章同时代的淮系大将刘铭传。
张之洞祖籍是直隶省南皮县，出生于贵州省兴义府。直隶省南皮县现在属于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贵州省兴义府现在属于贵州省黔西南自治州兴义市。
张之洞的祖籍与出生地为什么不同呢？这是因为，张之洞的父亲张锳，曾经在贵州做了几十年地方官，光是担任兴义府知府一职就达10多年。张锳在贵州兴义府生育了张之洞。张之洞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不过，张之洞的籍贯始终在直隶南皮，因此长大后回到直隶南皮参加科举考试，并从这里以殿试第三名的成绩考上进士，步入官场。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作为晚清名人，自然拥有自己的故居。他们的故居现在怎么样了？有着什么样的规格？
曾国藩的故居建于1859年之后，那时候他平定了太平天国，手里有钱，能够大兴土木。于是就有了这座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的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富厚堂如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旅游区、曾国藩故里旅游区的核心景区，每年都有大量中外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左宗棠出生所在的左家段，有一个左太傅祠，是左宗棠儿子左孝同按照父亲的嘱托修建，是一座三栋三进三合土筑墙、青砖青瓦的建筑，现在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左宗棠当上门女婿时居住了13年的桂在堂，被评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左宗棠自己用积蓄修建的柳庄，保存较为完好。左宗棠晚年时，曾经两次进京担任军机大臣。期间，左宗棠在西堂子胡同里租了一个院落，这里被评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李鸿章故居即李家大院，占据了淮河路中段的半条街，被称为“李府半条街”，总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其中李府占地2000平方米，是江淮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晚清名人故居。如今，李鸿章故居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旅游景区，又是合肥市的“十大景点”之一和市民心中的首选景点。
张之洞的籍贯所在地河北南皮，有张之洞墓和香涛公园，却无张之洞故居。张之洞考上进士后，要么在京城做官，要么长期在外担任封疆大吏，很少回南皮，也没有在南皮建造住宅。1907年，张之洞回京担任军机大臣，在今天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大街白米斜街11号的地方度过了人生岁月的最后两年，并在这里病逝。因此这里被当作张之洞故居，未被列入任何文物保护单位之列，只属于“未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晚清名臣张之洞，为什么人称张香帅，还有个外号叫“钱屠”呢？
张之洞，人称张香帅，原因在于他的号，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这就是“香”字的由来。而“帅”字，则出于其三次担任湖广总督，民政和军事的一把手，属“大帅”，故，人称张香帅。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当年科举是进士第三名，也就是“探花”。最早的探花，是在进士中选择两位容貌最出众的学子，人称“探花郎”。后来才特指，进士第三名，但这个名次的进士，仍然是选择相貌出众者。
所以，张之洞的张香帅称呼，一方面跟自己的身份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对他的美称。
都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可是张之洞五十多岁时，不认天命，一心搞洋务。于是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大力办学，创建了各种学堂。现在武汉的几大重点高校，比如武汉大学、华中农业、武汉科技等大学基本都源自于张之洞。
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把武汉建造成清朝最大的重工业基地，比如全亚洲最大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等大型现代化企业均落户武汉。我们现在常讲的九省通衢，其实也是源自于张香帅，正是他主持修建的京汉铁路，才把武汉纳入了铁路中枢。
这也好理解，为什么导致清政府倒台的决定性事件，辛亥革命，会在武昌（武汉下的一个区）爆发了？
但是张香帅，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花钱如流水，人称“钱屠”，这是怎么回事呢？
最早汉阳铁厂的预算是246万两银子，但是在建造过程中，张之洞不停向朝廷要钱，后面先是追加了42万两，后面又多次追加，最终花费近500万两银子。
清朝廷有那么多的封疆大吏，像张之洞这样花钱如流水的，还真是少数。他有点好大喜功，凡事喜欢往大处做，但为人清廉，花钱基本都用于了公家。
像在《走向共和》中说的他的汉阳铁厂出产的都是废铁，根本不能用于铺设铁路，这种情况很普遍。所以，后人也很惋惜，如果张香帅，在通盘考虑的时候，能再谨慎一点，或许在洋务运动上，他会超越李鸿章的贡献的。
其实不仅仅在兴办实业上，张香帅花钱如流水，在一些公务接待，以及个人行为上，也是奢侈浪费严重。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朝廷的财政危机已经很困难了，1889年伊藤博文访问湖北。张之洞是大摆宴席，规格几乎跟慈禧皇太后的满汉全席对标了，两天时间就花了八万两银子。
这种好大喜功的行为在伊藤博文看来，也是太过分了，临走时也是感慨：
“这钱花得真可惜！”
等到了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慈禧太后跑到西安去了，收拾烂局的人中就有李鸿章。或许是感受到了清廷的被欺负，坐镇东南的张之洞几乎一天一个电报给李鸿章：
“洋人不能这么不讲理，也应该懂礼义廉耻。不但不应向洋人赔款，反而应当据理力争，让洋人向中国赔礼道歉。”
武汉张之洞体育公园现在人多吗
还好，看是不是高分期，不是的话就少
1.张之洞体育公园原址为张之洞纪念公园，总占地面积约80亩左右，其中水域面积约30亩，陆地面积50亩，体育休闲场地面积占比达到62%以上。
2.公园包含有篮球、足球、羽毛球、智能健身步道、休闲垂钓、棋牌运动、体质监测、儿童拓展训练、老年人健身、水上自行车等十三项体育休闲健身运动功能，是武汉城区体育设施类型较多、体验功能较全的自然生态智能化体育公园。
3.张之洞体育公园依托自身历史品牌、区位环境优势，因地制宜打造了“一环一脉、十区多元”的体育功能空间布局，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主动对接全民健身，科学有效提高场馆管理效能，服务市民健身休闲活动。
晚清重臣张之洞,为什么被誉为“武汉之父”?
光绪十五年，也就是1889年10月12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交卸了总督篆。27日，他登上了一艘名叫“粤秀”的轮船，从此离开了广州。
粤秀轮驶出珠江，进入大海。轮船经由香港、停靠上海再拐入长江溯水而上。
粤秀轮抵达武昌司门口时，已是1889年11月25日。武汉也已走进了秋天深处，江上的风也已带着丝丝的寒意。张之洞在湖北巡抚奎斌率领的各大衙门官员的迎接下，踏上了武汉的土地。
因为善于察颜观色，八面玲珑，颇受器重，1899年，24岁的刘歆生即获法商立兴洋行提升为买办。
积累了一些资本后，他又独自开办阜昌钱庄，并在湖北襄樊等地大量收购白芝麻转往上海销售，利润丰厚，很快成为20世纪初的武汉商界新锐。
此时的武汉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新总督的到来，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但历史却向我们展示了它真实的情景：当踌躇满志的张之洞抬腿由司门口踏上岸时，武汉便注定了它命运的改变。
那个时候，运气的武汉，把张之洞等来了。
开埠初期的汉口，地产还没有形成一个有形的产业，刘歆生善抓良机，敢于冒险，借张之洞“湖北新政”之势而发达，前瞻布局，观其商机，一举发迹得益于刘歆生遇“张”而起，与张之洞的系列举措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如果说张之洞成就了武汉，也可以说张之洞的政举成就了刘歆生这个顶尖的商业弄潮者。
1904年，张之洞提议修筑长堤，今称张公堤，以防后湖水患，需纹银80万两方能完成建筑任务。官府只能拨银30万两，余款向社会募捐，汉口巨商富贾虽多，但难以筹资到位。刘歆生以民众之危为己任，慷慨捐银50万两，占筑堤费用的绝大部分。
黎仁凯,钟康模《张之洞与近代中国》中,张之洞支持新政改革的原因和对立宪问题的态度
张之洞的西学态度经历了三个时期的演变，其西学态度演变也是晚清中国近代化探索历程的缩影。
甲午战争以前的西学态度。在甲午战争之前，西学的影响使张之洞开始发展洋务事业。通过对西学的吸收和应用，张之洞的西学视野得到了拓展，张之洞这一阶段的西学态度主要集中在西方先进技术的范畴，但此时的张之洞仍然局限于“经世致用”的观念窠臼之中。张之洞在清流时期对西学就并不排斥，他于1877年做了十年学官后，调往京城。由于与李鸿藻为首的清流党彼此认同，因而“以不谈洋务为高”，但张之洞区别于其他清流士的固步自封，开始接触和研读西学内容，他并不排斥西方科学技术，在推荐给学生供其择学的《书目答问》中，还对西学加以推广学习。
张之洞向弟子推荐西方的书目，足以说明张之洞对西方科技的态度是积极接纳的。此外，张之洞还倡导推广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例如他于1880年正月呈递的《会议未尽事宜片》中，就表明了对西方科技“未尝不可酌采”的态度。这充分证明，在对待西方科技的态度上，张之洞的指导思想是“经世致用”，只要科技实用，就取之，否则就舍之。无论是西方的人才还是西方的科技成果，只要能够为我所用，皆可拿来。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张之洞与其他顽固清流人士的巨大区别。抚晋以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使他采纳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提议的西化治晋方案，通过“开矿山、办实业、兴学堂、习西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引起了张之洞对西学的兴趣。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认为兴办洋务是当前最为迫切的事情，“诚以今日有志之士，欲达时务，必悉洋情”，对学习西方知识开始重视。
维新变法前后的西学态度。张之洞这一阶段的西学态度从西艺层面逐渐扩展西政和西体，由“全力吸纳西学”转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理念的根源在于张之洞认为如果对西方科技不加鉴别地全部吸纳，容易脱离现实，效果反而不佳，对于西学的推崇是有理性、有选择的。其西学主要包括西政、西艺、西史，而在《劝学篇》中，他的思想已经开始超越了最初崇尚西方坚船利炮，并开始注重引入维新思潮。而在对待西方技术的态度上，也已经在深刻理解其内涵的基础上变得成熟而稳固。在这一时期，由于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结识交往，张之洞的西学视野得到了拓展，提出了诸多的新观念和措施，积极推行西学实践活动。这一时期，张之洞上奏朝廷《吁请修备储才折》，并进一步大力兴办学堂、派遣学生出洋学习，显示了其西学思想的跃迁。
清末新政时期的西学态度。八国联军入侵的严峻形势使得张之洞认识到，只有大行西法、西政、西艺、西体，才能救民族于水火之中。“京畿之变，大局几危”，此时的张之洞依据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开始将视线聚焦于西方的政体之上，主张推行君主立宪，改革当下的官制，在西艺、西政和西体的基础上，大行西政，张之洞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即为此一时期的思想总结，力求改章科举、建立近代新学制，最终使清政府决心预备立宪和进行官制改革。
张之洞极力推行君主立宪政体，倡导设议会、定宪法，在政治体制上进行变革，他与康、梁等维新派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呼应与影响，渐渐地使清政府终于开始进行预备立宪和官制改革。作为制定新政大纲的主要人物，张之洞的种种行为在清末新政时期所起到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他是清廷新政改革的督抚重臣，并创下辉煌的习西法的业绩，而其西学态度政治主张的转变，也在持续推动着预备立宪政治改革的进程。张之洞也受到维新变法的思想的影响，八国联军的强力入侵，致使清政府出逃，对张之洞的刺痛是深远的，但是仍然保持了理性与冷静，他表明“西方新政中，上下议院的互相牵制和维持是其精妙之处所在，当此世界局势不定，中国民智未开之时，下议院的设置是不合适的”。可以看出，在此危机关头，张之洞依然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虽然已经认定设议院是变法的根本所在，却囿于情势环境不容，只好逐步实行效西法的措施。
张之洞西学态度对晚清政策的影响分析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制定政策开始真正受到张之洞西学态度的巨大影响。由此开始，张之洞力图大力实践，推行改革，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改革期间，张之洞督抚的两湖在诸多方面都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在此基础上，张之洞通过《劝学篇》、《吁请修备储才折》、《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等不断提出温和稳健的改革方略，并获得了清政府的认同。在《劝学篇》中，张之洞的改革主张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清政府采纳后，谕令各省予以实施。而《劝学篇》中“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的基本观点，对清政府留学日本政策的制定更是造成了直接影响，“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并行”的设想也得到了清政府的首肯和推行；《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也被定为晚清新政的总纲要，得到慈禧太后肯定。慈禧太后要求全国按照所陈，切实推行。
张之洞西学态度对晚清科举制度的影响。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着力主张变革科举，这对礼部进行科举改革的推动起到了巨大作用。张之洞在晚清教育模式的改革中着力强调改革科举的必要性，他的这一思想推动了科举制度废除。根据张之洞等人的建议，清政府于1898年颁布《遵议乡会试详细章程疏》。紧接着，张之洞在1901年呈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历数科举的顽疾弊端，主张将科举制度废除。《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对科举的阐述思想为“国家的科举制度，是强国力，吸纳人才的首要手段，如今时局入戏艰危，科举制度必须酌量变通。”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措施应秉承“注重有用之学的传授，同时不废经书。”由于科举的废除会导致数年之间人才的断档，因此又提出“渐改科举之章程，以待学堂之成就”。这样做不至于马上停止科举，也可以为科举的旧生员寻找出路留下一些空间。
由于科举制度已百年有余，根深蒂固，假如忽然取消，会导致较大的阻力，因此，张之洞主张采取“渐变”之法，学堂取仕与科举取仕策略暂时并行，科举废除采取“按科递减科举取仕之额，用以增加学堂取仕之额”的模式，渐渐实现从学堂培养举人、进士，向国家输送人才。张之洞对于科举制度文科和武科的录用也有自己的观点，文科的取录名额以十年分三次递减，而武科由于“今日时势”，则可以立即取消。1901年7月，慈禧太后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停止武科，改革文科”。慈禧太后下令“从下一年开始，在乡试的头场考试中，对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进行考试，武科……一律永远停止”，八股文应试从此不复存在。八股文在录用人才模式上的退场，使科举制度的影响大大降低了。然而由于“按科递减以至停止科举”的措施迟迟未出，新式学堂的发展仍然不是很顺畅。此时的中国面临着日俄战争爆发，生命财产横遭荼毒的艰难时局，亟待进行社会改革。而“新政大端”的最前沿问题就是废科举、兴学校。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之洞在1903年上奏《请试办递减科举折》，阐明了科举未停导致学堂不兴，科举的废除并不会导致丢弃中学，“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学堂经费方可设筹”。为了使政策的实施实现平滑过渡，张之洞还建议“对科举中额进行递减、以三科为序十年之内减至消失”。张之洞的政策建议这一次亦被清政府下旨实行了。直到此时，科举变革才在张之洞的努力下得以逐步实施，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终于被彻底废除。
张之洞西学态度对晚清教育体制的影响。张之洞的西学态度也对中国教育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张之洞起草的《癸卯学制》是第一个颁布施行的教育改革制度，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基础教育兴起、普及和发展。
张之洞进一步沿袭了自己《劝学篇》中所倡导的“学制”的构想，结合对日本学制的借鉴以及自己多年的办学探索，制订了一个近代教育体制的雏形，体现在其《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中。这个方案“明宗旨、标门类、分等级、计年限、筹出路、除防碍”，对从儿童启蒙直到中学、大学的时间安排、课程安排以及成才后的职务均作了详细周密的计划。通过在州县、府、省城等不同行政级别的区域设立小学，中学与高等学校来组成国家的普通教育；通过高等专门学校如农、工、商、矿等的设立，张之洞又阐明自己提议的学制的明细条文应“如何斟酌损益之处，应候救议裁定”。张之洞曾派罗振玉、刘洪烈对日本的办学进行考察，二人分别负责“考求中小学普通学校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总理编译事宜”以及“考究教法、管学两事暨访购书籍”。回国后，罗振玉带着自己收集的一百多份各种章程与张之洞会晤，这也为张之洞湖北学制的制定起到了参考作用。随即，张之洞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对湖北模拟日本教育体制的实践情况进行了介绍。在湖北的教育模式中，将传统的学堂细分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行政进修教育，这是近代教育体系的一个雏形。张之洞在奏折中对办学校的重要注意事项分八个条目进行阐述，得到了管学大臣张百熙充分的肯定：“该督疏陈湖北学堂章程，其中足补臣百熙奏进章程所不及者，当即一律照改，奏明在案。”
1903年，清政府谕令张之洞进京主持学制的重新制定工作。这一时期，张之洞借鉴了日本学制模式，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制定出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癸卯学制》详细规定了从招生对象至毕业待遇等教育条款，“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稗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渝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癸卯学制》课程门类设置齐全，尤其是大学堂的门类设置，涵盖了现代教育的所有学科，并在德化的基础上倡导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同时强调教学的教育性。
张之洞西学态度对晚清留学政策的影响。张之洞倡导留学东洋，1901年其与刘绅一共同拟定的《江楚三折》中提及“而教法以日本为何最善，文字较近，课程较速。其盼望学生成就之心至为恳切，传习易，经费省，回华速，较之学于欧洲各国者，其经费可省三分之二，其学成及往返日期可速一倍。江、鄂等省学生在日本学堂者多，故臣知之甚确。”为了对留学归国人员进行奖励和考验，提到“此时宜令各省分遣学生出洋游学……学成后得有凭照回华加以覆试，如学业与凭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为进士、贡举，以辅各省学堂之不足，最为善策。”而为了对自费留学进行鼓励倡导，又提到“官筹学费，究属有限，拟请明谕各省士人，如有自备资斧出洋游学得有优等凭照者，回华后覆试相符，亦按其等第作为进士、贡举……若自备资斧游学者准按凭照优奖录用。”这些建议均得到清政府采纳，1901年9月清政府开始鼓励各省派遣留学生，并对学有所成的人员予以奖励：“一体考验奖励，侯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同时大量选派官员出洋游历，并专派学习师范生，弥补师资的不足。
张之洞力推派遣大量学生留学日本，这些举措均对法政、师范等人才急需的局面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由此，张之洞被清政府所倚重，开始制定留学政策。从此，我国留日学生数量开始攀升，张之洞出于对留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行加强管理和控制，拟定了相关章程对留学生进行约束和鼓励，并于1903年递呈慈禧太后，稍后即开始实行。相关章程包括《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和《约束游学生章程》，是自清政府选派留学生后，我国系统制定的第一个留学生管理制度。张之洞在《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中完善和明确了留学生奖励制度：“在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拔贡出身；在文部省直辖高等学堂暨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举人出身；在大学堂专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得有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给以进士出身，在日本国家大学堂既程度相当之官设学堂，三年毕业，得有学士文凭者，给以翰林出身；在日本国家大学院五年毕业，得有博士文凭者，除给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游学生原有翰林、进士、举人、拔贡出身者，各视所学程度，给以相当官职。”在对回国留学人员进行任用时，主要的考察依据即为其获得文凭的高低。在《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中，只有经过一定的“核察”和“考验”，留学生才有可能获得上文提及的出身。从这个角度讲，《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实际上是被授予一定功名出身的原则。《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的思路依旧有着科举制度的色彩，但是已经具有了浓厚的官制改革的因素，是对科举制度的巨大冲击。而在《约束游学生章程》中，主要内容是对留学生日常管理，核心内容则是防止“流弊”，在第五条、第八条、第九条中，无不体现出对留学生“为本分当为之事”、“务期杜绝流弊”的要求。综上所述，章程的主要意图之一，是对留学生思想的控制。张之洞认为出洋游历有益而无弊，在《江楚三折》后，他立即上奏《请奖励职官游历游学片》，奠定了出国留学政策的基础。
结束语
张之洞的西学态度发展，从1901年上奏“三折”，到力主废弃封建教育制度，历经了20年的曲折。本文系统梳理了张之洞的西学态度演变，以及对晚清政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张之洞的西学态度从广度和深度上均在不断地拓展和延伸，这可以从他在甲午战争时期、维新变法时期和新政变法时期的态度得到印证。张之洞的西学态度在不同的时期内存在差异，而内在的连贯性则是始终如一的。引发其西学态度产生变化的因素来自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大背景的变化，而其内在的连贯性则体现在对西学认识扩大和内涵理解的深入。张之洞在始终强调“中学为体”的前提下，对西学进行了不懈地探索，其“兴学育才”的观点为中国迈向近代化的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