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谁给我民国时期的体育资料,要全啊,谢谢
- 2、合肥的人口
- 3、国民时期的体育活动和现代社会的有什么不同？
- 4、晚清至民国体育课程普及的背景
- 5、国术公园是什么
- 6、能说一下我国近代的大学竞技体育吗？
谁给我民国时期的体育资料,要全啊,谢谢
民国时期的体育节
1942年，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设置了全国性的体育节。
体育活动，对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体育活动的开展堪称久远。到了近代，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随着经济的缓慢发展和西方体育活动方式和理论的逐步传入，中国的体育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级学校中较普遍地开设了体育课，培养了一批师资和专门人才，民间曾建立了一批社团，组织过一些体育活动等，一度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然而，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当时皆对此不予重视，绝少扶持，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曾颁布《国民体育法》，但实属具文，从未认真实行，从而造成中国体育事业大大落后于世界水平的状况，如1936年在德国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在所参加的项目中全部失利，仅靠武术表演挽回了一点面子。
抗日战争开始后，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尝到了体育落后的苦果。当时急需扩充军队，但由于以往不重视体育，广大民众更因生计艰难而无从锻炼身体，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国民体质的提高，使得南京国民政府难以征募到合格的兵员———应征的“壮丁”不壮，多为“瘦丁”。据军政部1937年的一份报告称，该年数次降低入伍的身体标准，但不及格者仍占五分之三以上；随后考选空军时，体格合格者尚不到百分之一，从而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动。在一届国民参政会上，不少代表呼吁开展国民体育活动，以增强人民体质，国民政府亦不得不采取临时抱佛脚的方法，急抓体育。1940年10月10日，教育部在陪都重庆召开了全国国民体育会议第二次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强调：“今后抗战建国的教育，就是要注重体育，重秩序，守纪律。”会议提出并通过了修正1929年颁布的《国民体育法》的议案，经过努力，1941年9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修订后的《国民体育法》，其中规定：凡中华民国国民均有受体育训练的义务，由此以改造国民的体魄，增进民族健康，还规定教育部为主管全国国民体育的行政机关。1942年初，教育部呈文行政院称：“为利用重九习俗（指民间重阳节登高的风俗）推行国家大法（即《国民体育法》），并为实施国民体育，纪念国父首次起义（即孙中山拟于1895年10月26日重阳节发动的广州起义）起见，特规定九月九日为体育节，并拟定《体育节举行要点》。”此议得到了行政院的批准，颁布全国执行。这是我国第一个由政府规定的体育节。
1942年第一届体育节的庆祝活动十分热烈、隆重。
从8月开始，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即对庆祝活动进行周密安排，至八月底统计，国民党统治区内决定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的有重庆、昆明、成都、桂林、西安、汉中等11座重要城市和福建省连城等16个县，举行一般活动者也不在少数，其中重庆的庆祝活动最突出。9月9日下午2时半，首届九九体育纪念大会暨首届重庆市运动大会在夫子池新生活运动模范区广场开幕。随后重庆举行的体育活动有：新生活运动模范区健身班的技巧运动表演，中华国术学会武术表演，英国驻华使馆对中国信托局、荷兰驻华使馆对中央银行的网球比赛，美国空军的垒球比赛，川东师范学生足球赛，滑翔机跳伞，儿童游泳表演，团体健身操表演，女子篮球赛，爬山，渡江，踢毽子等。其他一些地方也因地制宜开展了一些特色活动，如江西的自行车比赛，西康的射击比赛等，均受到民众欢迎。
1943年第二届体育节，各地仍然十分重视，如重庆，9月9日当天，除照例召开庆祝大会，举行体育表演等传统庆祝活动外，还别出心裁地举行了一次“民族健康游行”，体育表演队、女护士队、清洁夫队、马队、贴标语队，并有马车十辆，均布满卫生教育标语，每辆车内有儿童二人，表示注重儿童卫生之意。
但1944—1945年的第三届至第四届体育节，则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
1944年已处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但国民党由于消极抗日，保存实力，坐等胜利而更加腐朽，整个战局每况愈下，在豫湘桂战役中丧师失地，一败涂地，引起国统区人心恐慌，民众对当年的体育节根本不可能有多少兴趣。1945年9月9日体育节，恰逢当日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举国狂欢，万民同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体育节当然也无暇过问了。
1946年的体育节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体育节，各地皆隆重庆祝，特别是在当年沦陷、而今已光复的地区，举行体育节尚属首次，因而体育活动更为热烈。南京的庆祝活动在9月7日即开始，7日与8日活动有游泳比赛，9日举行爬山比赛、网球表演赛、篮球赛与武术表演。又如上海，据《申报》报道，当天上午9时市体育馆举办了“体育与卫生”的演讲会，下午举行乒乓球、篮球表演赛。虹口游泳池下午举行游泳赛。体育节前后，全市还举行了警察杯篮球赛。
然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违背历史潮流，坚持其一党专政的独裁反动统治，发动了新的内战，全国人民很快陷入苦闷之中，国民经济迅速恶化，人民生活朝不虑夕，体育活动因经费支绌而陷入了窘境，体育节庆祝活动遂呈江河日下之势，一届不如一届。
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即将开始，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为粉饰太平，安抚人心，国民党当局仍然举办体育节庆祝活动。但除南京等处外，各地多采取敷衍态度，举办一些小规模活动即算完成任务。
综上所述可知，南京国民政府所设置的体育节及其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了一定成效，对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走向崩溃，体育节也相应地走向了衰微。这就从反面证明，没有进步的政治、社会的保障，就不会有文化艺术的真正繁荣昌盛。
清末民国时期的高校体育
西方竞技体育对当时中国的影响
论民国时期(1927-1949年)我国体育课程的演变过程、特点及其历史价值(在多刷新几次才能链接上)
合肥的人口
2015年末，全市常住人口779万人，比上年增加9.4万人，增长1.2%；比2010年合肥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增加33.3万人，年均增长0.9%；占全省的比重为12.7%。
截止2015年末，我市净流入常住人口61.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5万人，增长7.9%，其中市区净流入常住人口124.3万人。
全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548.4万人，与上年相比增加16.6万人，占总人口的70.4%（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230.6万人，比上年减少7.2万人，占总人口的29.6%。
2015年末，常住人口中男性394.9万人，占总人口的50.7%；女性384.1万人，占总人口的49.3%。总人口性别比为102.8（以女性为100），与上年基本持平。
2015年末，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116.5万人，占总人口15.0%，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571.9万人，占总人口73.4%，提高0.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90.6万人，占总人口11.6%，提高0.1个百分点。
随着外来打工者的不断涌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得到提高，全市人口总抚养系数继续下降，2015年为36.2%，比上年降低0.4个百分点。其中，少儿抚养比20.4%，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15.8%，比上年上升0.2个百分点。
2015年末，全市人均受教育年限10.81年，比上年末提高0.67年。其中，男性和女性人均受教育年限均超过10年，分别为11.39年和10.19年，比上年分别提高0.7年和0.57年。
15岁及以上人口中，小学、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占45.2%，比上年下降7个百分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49.6%，比上年提高7.9个百分点，其中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30.9%，比上年提高7.1个百分点。全市总人口文盲率为4.69%，比上年下降0.15个百分点。
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全市出生人口8.2万人，出生率为10.52‰，比上年上升0.39个千分点；死亡人口3.4万人，死亡率为4.32‰，上升0.29个千分点；自然增长人口4.8万人，自然增长率为6.2‰，提高0.1个千分点。
2015年，合肥地区生产总值5660.3亿元 ，财政收入1000.5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36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930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183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08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890元。 合肥境内农业、水产、畜牧资源丰富，适宜稻、麦、棉、油料、菜、瓜、果、麻等多种作物的种植和猪、禽、渔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相传楚国令尹孙叔敖，修建了合肥地区最早的百里蓄水坝——芍坡（今寿县安丰塘），灌溉合肥以北淝河与沛河流域的4万余亩农田。东汉末，合肥境内传人了牛犁耦耕。约在公元3~4世纪时，中原人民大批南迁，他们利用地势，筑塘兴坝，整地为梯田。
三国时，曹操屯兵巢湖，始兴围垦。南宋以后，巢湖沿岸稻田增多，逐步形成了合肥南部的圩田产粮区和北部丘陵岗地的杂粮产区。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巢湖沿岸运往京城粮食达500万斗。清雍正和乾隆年间（1723一1795），合肥地区农业有较大发展，但自清光绪十年（1884）起，由于清政府鼓励农民广种鸦片，合肥耕地“十居其一”，因此，“地瘠粮减”。清末大军阀李鸿章及其兄弟6人，平均每人在合肥地区占有土地10万亩以上，农民倍受盘剥，加之灾害频仍，农业更加凋蔽。据民国22年8月25日湘、鄂、皖省上书国民党中央称：“农民所需耕种各费，罄谷之值，不能抵偿。”据民国32年报载：“合肥县土地面积18888平方公里，人口127.4万，耕地47.4万亩，粮食总产1.83亿斤，人均占有粮143.6斤。”民国36年，安徽田赋粮食管理处统计，合肥县产稻2099368市石，占粮食总产27.6%；产杂粮（大、小麦）5502587市石，占粮食总产的72.4%。合肥地区以产杂粮为主。建国后，人民政府大力发展水利事业。1957年，粮食种植面积由原来的648.2万亩扩大为794.1万亩，其中水稻田由289.8万亩增加到367.3万亩。这是合肥农业历史上发展最快时期。1958~1965年，由于盲目推广双季稻，增大劳力投入，生产资料费用增多，增产却不增收。1966~1978年，由于农业生产搞以粮为纲，分配上平均主义，管理上瞎指挥，导致生产停滞，产量徘徊。肥东县1976年的粮食产量反比1957年少。长丰县1977年栽双季稻，单产585斤，虽比一季中稻每亩多收87斤，但除去种子、肥料、农药、水费等项开支，亏损甚巨。加之，毁林造田，生态环境遭破坏。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迅速发展起来。1985年统计，合肥市肥东、肥西、长丰3县和郊区及蜀山镇有耕地总面积417万亩，其中水田2804379亩，占总耕地的67.2%；旱地1368471亩，占总耕地的32.8%。全市农田有效灌溉面积310万亩，占总耕地74%。总农户618399户，农业人口2708455人，人均占有耕地1.54亩；劳动力1232239人，占农业总人口的45%，劳均耕地3.38亩。
全市有市、县农科所5个，蔬菜科研所1个。长丰、肥西县都建立了农业科技中心。全市有21个区建立了农技站。市、县都设有种子、植保、土肥等工作站。有原种、良种场6处，种植面积：良种杂交水稻150万亩，杂交西瓜30万亩。全市农业总产值13.65亿元，是1949年的4.57倍；粮食总产量31.06亿斤，是1949的4.5倍；畜牧业总产值3.01亿元；水产品总产量1399吨，产值0.31亿；林业产值0.14亿元。年上市蔬菜14540万斤，人均日占有蔬菜0.73市斤；乡镇企业总产值5.3301亿元。30多年来，合肥市造林面积369143亩，年平均造林6344亩。据1985年统计，合肥市耕地面积占全省耕地的6.28%，农业人口占全省农业人口的5.93%，粮食产量占全省的7.7%，农业总产值占全省农业产值的7.89%。合肥市的肥西、肥东和长丰3县都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 合肥机器工业在本世纪20年代已开始萌芽，但真正发展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
1949~1957年，是合肥工业开创奠基阶段。此阶段初期，合肥工业处于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阶段，年工业总产值在千万余元。从1954年开始，合肥市开始投资建厂，创办现代工业企业。到1957年底，合肥工业企业单位数达到518家。其中：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71家，集体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24家。按轻重工业分，轻工业企业490家，重工业企业28家。这些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初步形成了合肥机械工业、轻纺工业、食品工业、化学工业的架构，为合肥工业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期间，合肥工业之所以发展较快，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得力于上海内迁企业。从1954~1957年，合肥先后从上海内迁近50家工厂。这些工厂迁来合肥后，有的独立建厂，有的合并建厂，有的则一分为二、一分为三，带动建立新厂。这些工厂的建立和发展，不仅加速了合肥工业启动和发展的步伐，而且解决了当时合肥工业发展存在的人才、技术、设备、资金及生产管理经验不足等诸多困难，为合肥工业的大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至1957年，合肥市工业总产值上升至16000万元，比1949年增长72.67倍，比1952年增长11.2倍，比1954年增长3倍。
1958~1976年，是合肥工业曲折发展阶段。此阶段，合肥工业虽在总体上有较大发展，但其间起落波动较大。1958年“大跃进”，在全民大办钢铁运动的推动下，全市各行各业一哄而起，掀起大办钢铁热潮。在工业企业建设中，同样是一哄而起，抢上了一批不具备条件上马的工厂，以致这批工厂在1961年，或因资金问题，或因技术、设备问题，或因原材料短缺问题，相继被迫下马。几经折腾，不仅造成资金和财富的极大浪费，而且使合肥工业发展伤了元气。1962年和1958年相比，合肥市工业总产值下降28.9%。
经过1963~1965年的3年调整，合肥工业逐步恢复元气，重又出现健康发展形势。然在1966年后，又遭受连续10年的“文革”浩劫，使合肥工业遭受史无前例的冲击和破坏。在1966~1976年的10年中，合肥工业企业单位数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8.2%。1976年的工业总产值虽比1966年增长1.64倍，但与“一五”计划期间相比，其增长幅度低254.7个百分点。较“文革”前10年工业总产值增长指数则更低了552.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合肥工业在“文革”年中所受到的破坏是十分惊人的。
1976年后，是合肥工业快速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合肥工业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外引内联，一手抓经济体制改革，一手抓技术引进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技术进步和新产品开发，加大创优质产品力度。一批质量好、效益好的新产品，如电冰箱、彩电、洗衣机、自行车、摩托车、计算机、客货两用机动车等，都在这一个时期发展起来。至1985年，合肥工业已拥有冶金、机械、电子、化工、电力、纺织、缝纫、食品、建材等31个大行业，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结构比较合理的工业体系基本形成。乡级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达到688家（不含中央部属及省属在肥企业，下同），年工业总产值达到29.265亿元。国营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1.62万元。主要工业产品有钢、钢材、铝锭、铝制品、各类建材产品、汽车、拖拉机、挖掘机、液压机、叉车、电动机、变压器、高压开关、无线电通讯设备、仪器仪表、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冷暖空调设备、洗衣机、自行车、摩托车、手表、搪瓷制品、玻璃制品、机制纸、药品及医疗器械、化肥、农药、化工原料、橡胶轮胎、塑料制品、服装、家具、自来水笔、卷烟、饮料酒、工艺美术品等，累计达1700多个种类。其中：1项为国家金质奖产品，6项为国优银质奖产品，65项为部优产品，269项为省优产品。优质产品率达19.5%。有150多种产品出口外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整个工业生产呈现空前繁荣局面。 开发区 国家级开发区：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肥新站综合试验区
省级开发区：合肥巢湖经济开发区、合肥庐阳产业园、合肥包河工业区、合肥瑶海经济开发区、合肥蜀山经济开发区、合肥双凤经济开发区、肥西桃花工业园、肥东经济开发区、安徽庐江经济开发区、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 合肥是全国除北京以外唯一一个拥有三所国家实验室的城市。分别为：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合肥微尺度国家实验室和托卡马克聚变实验装置。
英国《自然》杂志发布的《自然出版指数2011中国》报告中评选出中国十大科研城市依次是北京、上海、合肥、香港、南京、武汉、厦门、杭州、深圳和西安。与上一年相比，合肥的位次前进一位，合肥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位列全国第三，超过了南京和香港。该报告中主要是按照论文质量标准，进行了基础研究实力排名。“二线的城市，一流的科研”。这是《自然出版指数中国》对合肥的一句简短评价。在科研机构排名中，坐落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位居第二，仅次于中国科学院，超过了北大、清华等名校。在过去一年里，科大在《自然》及其子刊上发表论文17篇，位列全球第76位、亚太排名第11位，成为进入全球前100名仅有的2所中国高校之一。 合肥早期的文化现象，主要表现为民俗信仰和古乐演奏欣赏等活动。据有关史料载，合肥曾为楚越属地，受楚越文化影响，先人以动物为图腾，约期举行图腾祭典。据考古发掘证明，合肥地区早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古乐和随乐而舞的表演活动。到了三国时期，歌舞表演活动又有一定发展，曹操为庆祝胜利，令数艺伎在筝笛浦舟上载歌载舞，由于舟不胜载，致数艺伎殁于水中。
晋统一天下后，结束了三国纷争，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合肥社会文化亦渐有发展，出现了“风土明茂，皆胜淮左”的繁荣景象。到了唐宋时期，合肥社会文化呈多样化发展形势，不仅宗教文化盛极，民俗文化兴旺，且域内学子多，诗文丰，民间说唱、歌谣、戏舞、弦弹、鼓乐等文艺活动，都有较大发展。在文著方面，合肥早期见载于史的著文有《幽求子二十篇》（晋）、《合肥志四卷》、《文集二十卷》、《奏议十卷》、《唐文萃一百卷》（以上四为宋时）等。应该说，这一时期，合肥文化的发展，为后来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
元明时期，合肥已渐发展成为一文化都城。域内不仅文才汇兴，著述丰巨，且戏舞、弹唱等表演活动，已十分活跃。江淮之间，依靠“杂百戏”谋生的艺众，其数当首推庐州。
到元朝末年，文墨艺演，相应发展，雅俗互见，形式多样。
到了清朝，乃至民国时期，作为合肥近现代文化，较前已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在文学方面，著述丰繁。仅清朝时期，合肥见载于史的诗、言、集等著述就有近百部，其中不乏经典之作，有许多著文至今仍为人们常喜诵谈。在演艺方面，作为合肥地方戏的“倒七戏”（又名“小刀戏”、“稻季戏”），已渐形成独立的戏种，在民间演赏两盛。民间的门歌、秧歌、说唱、狮子舞、龙灯舞、撑旱船、踩高跷等文艺形式和活动，日趋繁荣兴旺，盛极一时。这期间，民间对戏种已有了“大戏”和“小戏”之分，所谓大戏，即京剧，小戏则指的是“倒七戏”。民国时期，合肥民间已发展有数家专业戏剧班社，其中以费家班创建最早，人数最多，行当最全。
清末民初时，合肥出有“五怪”，其中之一沈石翁，“一意真草，精能之极，人亡得亡，珍着拱壁”，曾名震京城，被冠为合肥以书法著称海内之始。在合肥文化界，时尚有被称为“三清”的三名文化骁将。此三人以善文著丰而名噪一时。
民国时期，伴随演艺等文化活动的繁盛，城内除建有专业演出场所，并同时发展了形式众多的文化社区，如文昌宫、南园等。无声电影和有声电影，也在民国后期相继出现。这些都说明，合肥历史文化，尽管有兴有衰，有起有落，但总体上是不断发展的，并在江淮之间，始终居于中心地位。
1949年起，市政府、市工会、市团委先后兴建了文化馆（站）、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少年文化宫、少年之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农村、街道建立了文化站187个。工厂企业普遍建立了俱乐部、文化室等群众文化组织。逐步形成三级群众文化网络，群众性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诗歌、美术、体育、科普等活动呈现繁荣局面。
解放初期仅有一小型图书室，现已新建了市图书馆大楼和两个少儿图书室。1985年与1949年相比，图书馆室由数十平方米增至2658平方米，馆员由3人增至28人；藏书由文学性、通俗性发展到综合收藏；语种由汉语扩大到9个外国语种；藏书由几千册增加到28万册。
1983年正式成立了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对全市的文化市场加强了管理，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政策、统一领导。到1985年底已有歌舞厅30家，二级批发商22家，零售书、报专业户184家，租书专业户80多家，录像放映（包括三县）128家。对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起到一定作用。
1978年，合肥市成立文物管理处，专业从事文物的保护、发掘、整理、收藏、研究工作。各种文物藏量已达2000余件，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品40余件，如太平天国、清末时期的铁炮15门。现全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古教弩台、包公祠；市级保护单位有城隍庙等17处，古城遗址3处，古文化遗址10处，古墓葬23座，为研究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19世纪30年代以前，合肥无公办医疗卫生机构。明末清初，合肥始有固定的国药商号，经营草药和丸、散、膏、丹及饮片等成药。另有中医医生在国药店坐堂行医。尚有走街串巷给人治病的郎中。
清光绪二十年（1894），德国人戴尔第来合肥传教，在德胜门天主教堂设“圣心诊所”。光绪二十三年，中华基督总会（南京）派美籍传教士徐鸿藻、柏贯之到合肥传教施医，由此西医始渐传入合肥。民国16年，刘锡麟（又名刘梦九，合肥人，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创立合肥民生医院，成为由国人在合肥创办的首家医院。民国26年，合肥县警察局设有清洁所，管理街巷卫生，为合肥最早的公共卫生机构。
合肥解放前，由于卫生医疗落后，曾多次流行霍乱。群众生病，多求神问卦。妇女生育，旧法接生。人口死亡率高达20%。。新生儿破伤风（俗称“七天风”）死亡率高达400‰。人均寿命仅为35岁。
解放前夕，合肥有县医院1所，床位12张，房屋13间，工作人员12名，其中医生2名。另有23家私人诊所。合肥解放后，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按照“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在省卫生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新建、扩建医疗卫生机构，普及卫生常识，并在全市行政、事业和企业单位实行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使合肥的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到1952年底，合肥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已发展到114家，医院病床达425张，卫生技术人员增至851人。病床床位和卫生技术人员，比1949年分别增加0.7倍、9.3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合肥有一大批医疗卫生机构被“砍、并、撤”，医务人员被下放到农村。至1970年，全市仅剩下12所医院，卫生技术人员减至2817人。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合肥市卫生事业恢复发展，在1979~1985年的7年中，仅合肥市用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投资就达2755万元，比1949~1965年的投资总额1232万元增加了1.24倍。1985年末，合肥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490所，其中医院47所。有病床5616张，卫生技术人员10647人（其中医生5116人）。合肥市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民的健康水平。1985年，合肥市人均寿命逾70岁。
三甲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合肥市滨湖医院（合肥市一院南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0五医院、武警安徽省总队医院、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早在西汉高帝元年（前206年）至三国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合肥民间就有“御”、“射”、“导引”、“养生”、“角抵”、“利趾”、“拔距”、“曲踊”、“投石”、“搏弈”、“戏水”等体育活动。
19世纪50年代，驻肥清军在练兵中引进西方士兵体操。到了清末和民国初年，田径、游泳、普通体操和球类项目逐步传入合肥。
民国时期，民间传统体育活动，主要有跳绳、踢键子、斗膝、放风筝、荡秋千、扳手腕、抵杠和搏弈等。田径、普通体操和球类活动主要为学校体育项目。到了20世纪30年代，球类活动才由学校扩展到机关、工厂。当时合肥县的竞赛活动很少，体育设施只有一县属运动场和一省属小型体育场。
1949年~1954年，是合肥市发展人民体育的起步阶段。此间，合肥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体委”）成立，建成合肥市人民体育场（以下简称“市体育场”），相继举行合肥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体育运动会，并组建体育代表团，参加安徽省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会。在比赛中，合肥市体育代表团取得团体总分全省第一的好成绩。
1955~1959年，合肥市体委举办合肥市第一届运动会，并组织合肥市体育代表团参加安徽省第一届运动会的各项比赛。合肥市在这届全省运动会的比赛中，团体总分再次名列全省之首。此外，合肥市运动员在参加全国和国际比赛中，累计取得7项冠军，打破6项全国记录。
1960年~1965年，合肥体育处于曲折发展阶段。此间，合肥市体委举办了全市第二、三两届运动会，并组团参加安徽省第二届运动会。在比赛中，合肥市代表团虽取得团体总分第一名，但许多运动项目的技术水平却不及以前。唯跳伞运动属例外。合肥市跳伞运动员在安徽省跳伞比赛中，三次打破两项日间女子集体综合定点跳伞的世界记录。合肥市航模运动员在全国比赛中，打破动力直升模型飞机直线飞行的世界记录。
1966年后合肥体育事业受到“文革”运动冲击。各项体育活动被迫停止。直至1968年合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体育活动才逐步恢复。1971年后，合肥市重点业余体校和五里墩运动场相继建成，《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制度开始在全市施行。合肥市体育代表团在参加安徽省第三届运动会的比赛中，再次取得团体总分第一名。
1977年~1996年，合肥市区中、小学适龄学生有85%，郊区中、小学适龄学生有75%达到国家规定的体育锻炼标准。合肥市体育代表团在安徽省第四至第八届运动会的比赛中，均取得团体总分与金牌总数全省第一的好成绩。合肥市运动员在全国运动会的比赛中，累计夺得15个全国冠军；在国际比赛中，获得9个第一名；在州际比赛中，有24人次夺魁；在世界体坛的竞技场上，有9人次登上世界冠军领奖台。合肥市体委在此期间，先后举办了第四、五、六届运动会，并承办了安徽省第七届运动会和许多项目的全国比赛。建成合肥体育馆、合肥综合体育馆、合肥游泳馆等大型体育设施。合肥市建立了业余游泳运动学校和专业运动队。 合肥市文联美术创作中心是合肥市文联所属的学术性机构，2001年8月成立至今的10年时间内，因他们而产生的“合肥美术现象”在中国美术界引起关注。
2002年底美术创作中心就启动了首次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活动，张国琳组织了5位中国画人物画家，进行组合长卷《江淮风流——安徽历代名人图》的创作。
《印象合肥》由5人花一个月时间精心创作出来，长15米，宽2.2米，所画的是从大蜀山到巢湖之间的合肥城市形象，画面中的多数建筑均以现实建筑为蓝本，并采用纯水墨的形式。文联美术创作中心还创作了其他三幅巨制：8米长的版画《庐州遗韵》、10米长的人物画《大建设者》以及近30米长的山水画《黄山神韵图》，而《庐州遗韵》是国内最大的版画。“创作这些作品，一方面是展现‘合肥美术现象’，另一方面是为了献礼建党90周年。”
广玉兰：系常绿大乔木，树形端庄、雄伟、技叶扶蔬，花大白色，状如荷花，六月上旬开放，材质细密，是珍贵的观赏用材树种。广玉兰原产北美洲，合肥引种栽培已有近百年历史，适应合肥生态环境，采用嫁接和播种繁殖，为合肥绿化基调树种之一。公园、机关、工厂、庭院及街道都有栽植，深受人们欢迎和喜爱。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市人大九届八次会议定为“市树”。
石榴：落叶小乔木或灌木，农历五月碧绿的丛株上，团团花朵似火光霞焰或洁白如玉，鲜艳耀眼。石榴枝干劲壮古朴，根多盘曲，是制作盆景的好材料。石榴耐瘠薄干旱、忌水涝、宜地栽。而花石榴和海石榴最宜盆栽。繁殖容易，管理粗放。在合肥栽培历史悠久，种植广泛。人们把它看作宝贵吉祥的象征，习惯把石榴作为中秋赏月的佳品，以示合家欢聚一堂。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市人大九届八次会议定桂花、石榴为“市花”。
国民时期的体育活动和现代社会的有什么不同？
随着使时光的流逝，我国一步一步的步入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高速度，高步伐的经济发展方式使众多现代人都感到难以适应，造成了身体上开始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现在的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在现代，在古代甚至国民时期的人们都是十分热爱运动来锻炼身体的。
在国民时期，我国的经济还没有现如今的21世纪这么先进。所以在体育运动方面，人民的体育运动之类相关的活动是较少的。基本上凭借着人民百姓自身锻炼身体的意志来进行体育活动，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体育活动和现代社会的体育活动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在国民时期，人民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人民以及政府所关注的焦点还在如何提高人民的粮食产量的问题上。所以，体育活动是比较少的。而且，从规模上也远远不如现代社会这么大。在国
民时期，我国的科技发展目标大多数都处于国防的方面。还有就是在工业企业，商业企业等方面很少有致力于研究人民的体育活动的。
而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注重身体健康。所以各种各样的体育用品体育活动也随之而生。就像每年都会举办的运动会，在国际上举办的冬奥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等等。都是旨在督促人们锻炼身体。并且在我国的各个省市之中也会举办市级省级的运动会。现代设社会的体育运动往往是规律的，并且有专业性的，也有业余的。不下像国民时期，只有人民群众自己在锻炼，国家并没有从规模上来组织人民进行体育活动。
晚清至民国体育课程普及的背景
体育一词是舶来品，清末民初“西洋体育”传入中国，最早的体操课程出现在1877年所成立的一所教会学校中( 当然这与鸦片战争之前官兵练操大不相同)。我国体育学科最终的形成以及发展历程体现了我国近代以来不断受到侵略而在这一过程中 反列强侵略以图自强自保，同时又不断吸纳外来先进的思想受外来欧美文化影响的历史。与此同时，体育的发展还与当时的政府的指导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尽管当时社会动荡使得其发展尤为艰难，但它在学校体育、竞赛、公众体育锻炼中它还是有了极大的发展。
国术公园是什么
一个专门传承国术的公园。它着重“术德并重内外兼修”，以“武德”、“武艺”、“技艺”、“游艺”的传统民俗体育运动等。
国术为“中华民国”所创建的词，意即“中国武术”，为一种健身、强身、防身的体育运动，特别着重“术德并重内外兼修”，以“武德”、“武艺”、“技艺”、“游艺”的传统民俗体育运动。国术一般指武术，国术是“民国”对武术的称谓。不仅成为全民运动重要之一环，也是国际体育竞技的重点项目之一，为“中华民国”全民运动会的正规竞赛项目，与武术运动有所差异。比赛项目主要分成套路与擂台赛两种，前者为技能表演竞赛；后者则为选手对打竞赛。国术包含武术，个人延衍强盛，国家繁荣安定之术。武，止戈为武。国术，中国武术，个人延衍强盛，国家繁荣安定之术。国术：是对武术的尊称，凸显其强身卫国的重要性。关于国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只杀敌，不表演的武术，就叫国术。国术：1927年，国民政法委员张之江发起，冯玉祥、于右任、蔡元培等人呼吁，与南京创立了国术研究馆，称“国术馆组设，原本救国之热诚，以期强种强国，而循至于民众均国术化”。1928年更名为南京中央国术馆，首次出现“国术”二字，后台湾沿用之。1952年大陆成立中国武术协会，出现“中国武术”四个字。“中国武术”可以是解决两岸名称争议的一个名称，但不能说“中国武术”简称“国术”或“武术”，因为“中国武术”名称出现时间在后。我们用“艺”这个字，例如武艺、茶艺、书艺（或书法），可以与日本的东西作一区隔，同时艺有“艺术”的涵艺，又可以当作某种文化的通称。我们称“武艺”，一则可以独立出体育的范围，一则可涵盖技术、思想、文化，乃至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般人对国术都有误解，认为国术单单就是武术，有的甚至戏称为“舞术”，这是对国术最大的不解。国术，所谓“国”，就是强国、强民！所谓“术”，就是技巧与艺术。 练之，一来可防身，二来可健体强身、修身养性，这就是它的术。公孙大娘舞剑器，观者动容；若是一套太极打将出来，飘逸潇洒，张弛有度，刚柔相济，阴阳相合，这不就是术与艺的结合吗？国术者，古今同意，国之术，修身之艺也！
能说一下我国近代的大学竞技体育吗？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入侵中国进行殖民占领，也带来了近代西方的教育和体育。中国开办了许多教会学校，其中教会大学主要由美国基督教会管理。在这些教会建立的学院和大学中，大多数学院开展课外活动，如田径和球类运动。例如，北京汇文学院于1895年成立了一支棒球队，并于1901年成立了一支足球队。1907年，汇文学院和通州协和学院开始在这两所学校之间举办棒球和足球比赛。190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成立了一支足球队。1904年至1908年，圣约翰大学、英华学院、东吴大学等教会学校组织了大学体育联合会，每年举办田径运动会。一般来说，1900年前后，北京、天津、烟台、上海、广东、福建、武汉等地的教会学校开展了与西方类似的体育和体育竞赛。
在近代中国早期发展大学竞技体育的另一个途径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这些青年协会主要通过文化、教育和体育活动宣传基督教，并希望争取和培养一批年轻人为他们服务。各城市的青年协会开展了许多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体育活动，并在中国举办了许多学生体育比赛。例如，1910年，上海市青年协会在南京发起、组织并举办了一次大型运动会，被称为“全国学校校园队第一运动联盟”。所有参加比赛的学生都是大中学生。1910年，成立了中国体育学院、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学院和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学院三所书院；1912年在北京举行田径运动会后，北京师范大学也参加了运动会，形成了北京体育竞赛；1913年，第一届华北运动会举行；1914年，第二届华北运动会与天津、唐山、保定以及河南和山西省的一些学校联合举行。
从近代中国早期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可以看出，竞技体育在近百年前就已经融入了早期大学教育。从大学开始，竞技体育就与之相伴而生，二者始终作为一个整体存在。
1911年10月，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腐朽的清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和教育部，对清末的教育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颁布了新的学校制度，并对学校体操（学校体育）做出了具体规定。从1911年到1922年，大学竞技体育也得到了发展。它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首先是以体操和游戏为基础的体育比赛。因为辛亥革命后，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的规定，学校的体操课仍然以军事体操、普通体操和游戏为主。因此，学校的体育比赛和比赛主要是体操和比赛。二是以田径和球类运动为主的体育竞赛。辛亥革命后，教会学校特别是高等教会学校增多，校际体育竞赛也迅速发展。在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下，将开展以田径和球类运动为重点的体育比赛。例如，1914年，北京青年协会举办了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实际上有学生参加。这些项目包括田径、足球、网球、篮球、排球和棒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