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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法律的关系
体育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活动有其特殊性，并开始与市场和国际接轨，法律介入体育就显得很有必要。而目前中国体育界的很多人士也开始关注体育之中的法律，甚至很多人开始呼吁更完善的法律法规出台，为体育事业保驾护航。
一 、体育与法律
由于我国对于体育与法律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体育界越来越多的人也因为一些纠纷或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不得不介入法律界，用法律途径解决。中国的体育界也需要成熟的法律制度和专业的法律服务提供快速有效的强力支援。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马宏俊教授对于中国体育法的基本定位指出“体育法学应该是覆盖法学的全部领域而并非某一个单独的部门法。”体育活动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活动，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等多方面的影响，引起了政治家和法学专家的关注，发达国家的专家学者对体育和法律的关系开展了深入的研究。我国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我国在1995年就开始推出并实施《体育法》，但《体育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还停留在管理层面。
国际体育运动中的人权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被忽略的问题，而其也应当属于国际人权法研究的范围。体育权已被认为是一项人权。作为人权基础的自由、平等和不歧视同样可以被视为体育权的基础。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应当得到特殊的关照，而第三代人权则与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关系更为密切。联合国组织和国际奥委会在以上方面进行的合作促进了体育权的实现。
二、体育权是一项人权
人权是指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作为权利的最一般形式，人权是人类的一种天赋的、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目前人权已成为当今举世公认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准则。人权不仅在不同国家和其人民之间确立了一个行为准则，而且能对国际事务的实施控制发挥作用。
体育运动中的人权，尤其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人权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但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奥林匹克运动的跨国性使得我们有必要了解国际体育运动中的人权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国际人权法应当解决的事项之一。在这方面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同国际奥委会进行了合作，使得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人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人权的体育权已经得到了联合国和国际奥委会的承认。联合国成立后，包括体育运动在内的文化活动首先得到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确认。除了有关人权的基本文件外，联合国专门机构也制定了有关的人权法。许多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带头对《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所涉及的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给予具体的解释，譬如该组织在1966年底通过了指导政府进行活动的《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1976年成立政府间体育和运动委员会以及在1978年底通过了《体育运动国际宪章》。该宪章第一条规定“从事体育训练和体育运动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另外，奥林匹克宪章也明确指出体育运动是人权的一方面。1996年7月奥林匹克宪章基本原则增加了一条规定，即“从事体育运动是一项人权。每个人都有能力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体育运动。”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联合国和作为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国际奥委会都承认从事体育运动的权利是一项人权，体育权作为一项人权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
三、自由、平等和不歧视原则在国际体育运动中的体现
自由和平等是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基础，可以讲是一切人权的根本。平等是正义的基础，包括国际人权宪章在内的联合国的条约和决议体系以及奥林匹克规范都强调平等的重要性。平等和不歧视是互相联系并且是互补的，代表的是公认的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同时在平等之中也包含了不歧视的意思。一旦平等原则被承认和确认，基于性别、种族、信仰或任何其他考虑来歧视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将会是荒谬的。
国际人权法中首先是《联合国宪章》第55条规定了“联合国应促进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其后《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规定：“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这一条是宣言的基础概念。第2条则规定了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平等原则，第7条强调国家法律控制之下的平等权。
《奥林匹克宪章》也规定了个人和集体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如果把《奥林匹克宪章》和《联合国宪章》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两个组织都在探求指导和颂扬平等的道德原则。《奥林匹克宪章》基本原则之五规定奥林匹克运动仅仅包括那些“同意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组织、运动员和其他人。而就奥运会而言，奥林匹克宪章的规范尤其是第49条附则有效保障了参与奥运会的自由。
在体育运动领域，联合国大会于1985年通过的《反对体育运动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成立反对体育运动领域种族隔离委员会、斯德哥尔摩宣言以及关于不同南非运动员进行比赛的加拉加斯宣言尤为值得注意。根据这些宣言和决议，国际体育界为实施联合国的倡议而采取了行动。如南非，1970年国际奥委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70次会议上取消了南非的成员资格，与该决议一致的是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协会和国家奥委会协会也取消了南非在各有关组织的成员资格。因此，南非运动员完全被拒绝参加有国际奥委会组织的比赛。20世纪90年代初期种族隔离政策的废除使南非重新回到了国际体育界，并且在1992年南非又恢复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协会和国际奥委会的成员资格。
与自由、平等和不歧视联系比较密切的还有要求公正裁判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8、10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都对公正裁判权作了规定。就像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那样，奥林匹克宪章也规定了一项高于其他的人权，即要求公正裁判的权利。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规定“所有的在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或者与奥运会有关的任何争端都应当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由其根据体育仲裁规则行使专属管辖权。”
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说奥林匹克运动中的自由、平等和不歧视原则为运动员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拓宽了人权概念的范畴。
四、国际体育运动与第三代人权
国际人权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最快的国际政治与国际法问题之一。二战后新独立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平等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对国际人权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人权观点。国际社会称之为新一代人权或第三代人权。这些人权主要包括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身体健康权等等，它是促进和保障所有个人基本人权的重要前提。这类人权的权利主体不仅是个人，更重要的是由个人组成的集体（包括民族、国家和整个人类社会）。权利的实现更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
（一）发展权
国际奥委会和有关体育组织在有关发展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即所有人都有从奥林匹克运动产生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中获益的权利。奥林匹克宪章第8条关于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会的规定考虑到了居于奥林匹克运动中心位置的发展原则，即发展体育运动知识，改进运动员的技术水平，鼓励组织体育比赛，促进南北之间的双边合作，以及说服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把体育运动纳入其正式发展资助项目。在体育运动领域，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仅仅是中等的，政府对体育运动发展所拨付的资金因为各种原因而严重短缺。缺乏资金首先限制体育运动基础设施的添置完善；缺少资金也意味着体育运动的组织和管理通常是效率低下的，而且由于获得国内外公司赞助的困难这种状况则会进一步恶化。低水平的发展也影响到可以从事的体育运动教育项目，因为经济的限制使得可以得到的教育机会是有限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而成立了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会。国际奥委会主席创立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援助的国际奥林匹克发展论坛，呼吁各国把体育运动纳入其官方发展资助项目。此外，它还寻求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发展规划署的帮助来发展规划中的体育运动
（二）和平权
奥林匹克运动一直把维持和平作为其神圣的目标，古希腊时期的奥林匹克休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是“通过体育运动在增进相互了解和促进友谊的精神方面教育青年，从而有助于建立一个美好的更加和平的世界。”国际奥委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其能力范围内支持联合国和其他政治组织所从事的和平行动。国际体育运动已经跨越了国界，体育运动推动了人类的团结，体育运动是和平的一种形式。1912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在《体育颂》中明确指出：“体育，你就是和平！”由于顾拜旦提出的“和平、友谊、进步”的奥林匹克宗旨，使奥林匹克成为和平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联合国也使用了体育运动这个工具。联合国大会根据萨马兰奇主席的建议在1993年通过了两个决议，其中一个把1994年定为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理想国际年，另一个名为“通过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理想建设一个和平和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决议要求其成员国遵守奥林匹克休战的精神。该决议敦促联合国成员国应单独或集体地采取积极行动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要求遵守自奥运会开幕前的七天到奥运会闭幕后的第七天奥林匹克休战的规定，并且应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所有的国际争端；呼吁所有的成员国要与国际奥委会进行合作；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推动在联合国成员国中实施奥林匹克休战，把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吸引到促进国际理解、维持和平和友谊的休战问题上，并且为了实现该目标应和国际奥委会进行合作。
（三）环境权
对环境的关注是体育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使运动员能够自由地从事体育运动，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并且应当是在使环境得到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进行体育运动。奥林匹克宪章第2条规定它确保奥运会应在对环境问题负责的条件下举办，并且鼓励教育所有的与奥林匹克运动有关的人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相应地，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和繁荣，国际奥委会试图把我们的地球保护成为一个宜人的家园，设立了一个有关环境问题的专门委员会，并且奥林匹克运动决定把环境问题作为除了体育运动和文化之外的奥林匹克主义的第三维。因此，奥林匹克宪章适用的范围包含了更广的环境问题。另外，国际奥委会在巴塞罗那第25届奥运会上要求其所有的成员签署《地球誓言》，这个环境策略首次在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上得到了正式执行，并且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将会应用到以后举行的所有奥运会。此外，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组织了第一次世界体育运动和环境大会，签署了一个共同采取行动保护环境的合作协定。
（四）身体健康权
奥林匹克运动一直把拥有健康的身体作为其核心的价值。奥林匹克宪章第28和48条是关于身体健康的规范。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这个共同的事业，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一个目的在于共同合作以达到“为全体人健康和体育运动直到2000年”的目标的合作协定，其结果之一是自从1988年第15届卡尔加里冬奥会时起在所有的奥运会上禁烟。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在奥运会上禁烟的巴塞罗那宣言尤为值得注意。为确保该宣言的长期有效性，国际奥委会已经拒绝了烟草行业的公开赞助。另一方面，减少体育比赛的数量将从一般程度上保护运动员的身体健康。旨在保护运动员身体健康的大量条款完全是正常的，但鉴于体育运动中的金钱的重要性，从事体育运动的年轻人将会成为诱惑和名声的牺牲品是有很大危险的。
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人权是一个范围在不断扩大、内容在不断丰富的权利，它是一项综合性的权利。它的内容不仅涉及自由、平等和不歧视这些国际人权法中的基础性权利，也涉及儿童、妇女、难民、残疾人这些所谓的弱势群体参与国际体育运动的权利，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和平权、身体健康权、发展权、环境权等权利。它既是一项个人人权，同时也是一项集体人权。它可以以集体人权或个人人权的形式出现，这取决于体育运动的方式和其成员的数量。
简要论述我国体育法律体系的内容及体育法的立法渊源?
我国社会体育法规制度的主要内容
社会体育的法规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所建立起来的持续、规范的工作或活动体系。我国现行的社会体育法规制度主要包括：
1．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制度。我国自1954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实施《劳动卫国体育制度》。 1964年，该制度改名为《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 1975年又改称为《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委发布了进一步修改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施行办法》。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在学校全面施行，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城市街道、农村乡镇可以根据条件施行。为推动职工锻炼， 1989年全国总工会推出了与之配套的《全国职工健身七项标准》。经过几十年发展，体育殿炼标准制度已成为我国一项基本体育制度。国家体委在对它进一步完善的同时，又积极准备建立国民体质测定制度。
2．广播操、工间操制度。 1951年，全国体总、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发出《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联合通知》，逐步在全国建立起广播体操制度。 1954年和1955年，国家又先后推出了少年广播体操和儿童广播体操。至今，已推行了7套成人广播体操、5套少年广播体操和7套儿童广播体操，并于1992年推出幼儿广播体操。 1954年，政务院曾发出《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活动的通知》， 1981年国务院办公厅又予以重申。许多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建立了工间操、班前操等体育活动制度。
3．争创全国体育先进县制度。国家体委1984年发出的《关于加强县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为适应农村形势的发展，加强和改革县的体育工作，决定自1985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创体育先进县活动”，并同时制定了《体育先进县的标准和评选办法》及其细则， 1987年又对该办法和细则做了修改。至今，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4次评选工作，命名了388个“全国体育先进县”，对农村体育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目前，国家体委与有关方面正在对评选条件做进一步修订，以使争创体育先进县制度更好地坚持下法。
4．群众体育评比制度。 1979年，国家体委《关于加强群体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群众体育要建立评比制度，树立比先进找差距的社会风气。在全国范围内，除开展评选田径之乡、争创体育先进县等以外，还特别建立了综合性的群众体育评定制度。1989年，国家体委发布了《全国省、区、市群众体育工作评定办法》，以后又几次修改并提出实施细则，同时定期进行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评比表彰。目前，推动城市体育发展的体育先进城市评比办法也在拟定之中。
5．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
体育仲裁与法律的关系
体育仲裁和现有仲裁法律制度的共性
体育仲裁制度作为一种解决体育行业纠纷的法律制度，在这个制度的框架内，有关争端的双方当事人自愿将纠纷提交具有独立地位的体育仲裁机构解决，体育仲裁机构组成仲裁庭，依照法律和事实进行审理后，做出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的终局裁决。[2]体育仲裁制度跟现有的仲裁法律制度具有许多共性：
其一，民间性。民间性是仲裁制度的基本特征，它是仲裁制度其它特征的基础，它使得仲裁制度的保密性、中立性、便捷性有了保障。体育仲裁制度同样具有民间性的特征，就仲裁机构而言，应当是民间性质，不具有官方性质，不隶属于任何行政机关或者部门。
其二，保密性。在商事仲裁中，仲裁当事人往往不希望仲裁涉及到的商业秘密流入公共领域，以避免竞争对手的超越或者某些信息被消费者知道而影响其企业形象或者造成其它不利后果。同样，体育仲裁同样具有保密性特征，体育仲裁当事人、仲裁员不得泄露仲裁中的实体和程序事项，媒体不得向公众传播仲裁过程。
其三，独立性。仲裁的独立性是仲裁的一个重要优点，仲裁机构既不隶属于行政部门亦不隶属于司法部门，而是独立的纠纷解决机构，这是对仲裁过程的中立性和仲裁结果的公正性的保障。体育仲裁机构也应当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不具有官方性质，不隶属于任何行政机关或者部门，独立形式职权。
其四，快捷性。和诉讼相比较，仲裁的快捷性的特点显得尤为突出，尤其是涉及到专业性事项时，参与仲裁的人员通常由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担任，而且仲裁的程序相对精简，这对于提高仲裁的效率、缩短仲裁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其五，自愿性。由于通过仲裁解决体育纠纷的方式具有快捷、高效、专业等特点，诉讼和仲裁作为两种各具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各有所长，在不同的情况下适合适用不同的方式，不应当剥夺当事人的选择权，是否适用体育仲裁应当根据当时人的意思表示。
三、体育仲裁的独特性
当双方当事人自愿将纠纷提交具有独立地位的体育仲裁机构解决时，仲裁的实体和程序规则是否完全适用《仲裁法》？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劳动仲裁、人事仲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仲裁，体育仲裁具有的独特性决定了其应当有自身的仲裁规则。
其一，和一般仲裁相比较，体育仲裁的自愿性是有限的。在一般仲裁中，当事人可以通过仲裁协议或者仲裁条款决定是否进行仲裁、对哪些事项进行仲裁哪些事项拒绝仲裁、在何地由哪个仲裁机构进行仲裁，但是在体育仲裁中，由于仲裁条款往往是在当事人参赛时直接规定在参赛章程之中，这使得当事人没有选择仲裁地和仲裁机构的权利，而对于是否进行仲裁，当事人也只能选择要么接受仲裁获得参赛资格要么拒绝参加比赛。
其二，和一般仲裁相比较，体育仲裁对时间的要求具有特殊性。正如上文所述，和诉讼相比较，仲裁的快捷性是当事人选择仲裁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涉及到专业性事项时，由于参与仲裁的人员通常由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担任，而且仲裁的程序相对精简，这对于提高仲裁的效率、缩短仲裁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和一般的仲裁相比较，体育仲裁的效力具有特殊性。在体育仲裁中，由于大量的体育仲裁裁决并非就赔偿金额的多少而做出，而是裁决运动员是否可以继续参加比赛，这样的裁决履行后，即便法院之后进行审查发现裁决不具有合法性，由于已经错过了比赛的时间，裁决不再具有被撤销的可能性。
其四，和一般的仲裁相比较，体育仲裁机构的组成人员具有特殊性。我国在《仲裁法》中亦从工作经验、文凭职称等方面对仲裁人员设立了条件。但是体育仲裁作为一种技术性极强的仲裁类型，除了《仲裁法》规定的仲裁人员的一般要求，还具有一些特殊性，最突出的就是体育仲裁员必须具有体育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样才能在对涉及到的一些技术问题进行识别和处理。
通过分析体育仲裁和我国仲裁法律体系的共性和差异性，笔者认为应当建立独立的体育仲裁制度，立足体育仲裁和我国仲裁法律体系的关系，建议如下：其一，建立独立、专业的体育仲裁机构；其二，扩大仲裁的受案范围；其三，仲裁庭应当由具有专业体育知识的人员组成；其四，程序应当精简、严格控制仲裁时间。
论述体育竞赛规则与体育法律的联系与区别
一， 体育作为一项社会活动，就需要制定法律来调整体育法律关系，比如有《宪法》、《体育法》以及相关的体育法律规范。
二，制定法律规范不能随意制定，必须要符合体育职业道德和伦理规范的约束。
目前存在的问题：第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仅有一部《体育法》，并且其
条文以原则性内容为主，缺乏实用性和操作性；第二，行政规章虽然数量相对较多，其中不少也涉及体育行政机关或行业组织行使公权力的情况，但对外部解决手段诸如司法介入体育纠纷解决的问题几乎毫无规定；第三，各体育单项协会中的纠纷处理机关设置参差不齐。
体育运动伤害法律法规
刑法介入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限度应以促进体育竞技健康发展为宗旨，以刑法干预最低限度为原则。其介入范围应分类而定，对于与体育竞技关联伤害行为应全面“入罪”，基于比赛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应部分“入罪”，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恶意伤害行为应全面“入罪”。其刑事责任的承担也应区别对待。
几乎每一场体育竞技运动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伤亡事故，从危害后果来看，与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的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过失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等造成的危害结果并无二致，但绝大多数的体育竞技伤害行为被行业内部规范所“消化”，并未进入刑法规制的射程圈，从而免受刑事责任的追究。尽管体育竞技伤害行为不同于现行刑法中的普通伤害行为，有其自身特殊之处。然而，体育竞技不是法外之地，从事体育竞技运动并不等于取得刑事责任的豁免权，体育竞技场也不是犯罪的避难所[1]，这已在体育学界和刑法学界得到应有的认同。刑法到底应在多大程度和多大范围内介入对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规制，使之既能够助推体育竞技运动的健康发展，又能够惩治和预防体育竞技伤害的犯罪行为，以寻求两者的完美平衡，这无疑需要高超的立法技术。如何把控刑法规制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限度和范围是一个困扰学界的疑难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1刑法规制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限度
11以促进体育竞技的健康发展为宗旨
应该清楚，寄希望于体育竞技参赛人员的“自我救赎”或通过向其输送“道德净化”来解决体育竞技伤害违法犯罪问题，简直是不切实际的赌注。体育竞技领域不能成为犯罪的“世外桃源”，刑法对此不能熟视无睹。但刑法介入体育竞技领域应审时有度，必须以促进体育竞技健康发展为宗旨。为此目的，必须防止“两极化”现象。
第一，刑法介入不能过度。让刑法干预体育竞技的各种违法犯罪伤害行为，期望依靠刑法手段解决所有体育竞技的伤害问题，同样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妄想。一方面，它可能会忽视体育竞技行业内部的管控。针对体育竞技伤害行为，一般要遵循行规制裁前置原则，依靠预设的比赛规则、体育各专业协会的行规习惯以及体育主管部门的法律法规来解决[2]，如禁赛、罚款等。但行规制裁亦不能排斥法律，只有当行规制裁不足以预防和威慑此类行为的滋生时，并且当这种行为具有违法的可罚性时，刑法方可介入。刑法作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只能作为一种“不得已”的辅助手段出现。
另一方面，刑法过度介入将会阻碍体育竞技的健康发展。如果刑法不顾及人们对体育技竞伤害行为的容忍范围或程度，与社会上的普通伤害行为一视同仁，必将导致体育竞技运动的颓废或消弭。体育竞技伤害行为施以过分严厉的刑罚处罚，无异于给参赛运动员的竞争行为带上“紧箍咒”。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总担心自己的竞争行为会超出“红线”，不敢进行身体对抗而畏手畏脚、小心翼翼地处理好各种身体对抗行为，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参赛运动员的斗志或激情，这直接影响到体育竞技的精彩程度和可欣赏性，而缺少激烈对抗和热情激扬的体育运动将会索然无味。那么，刑法就变异为迟滞竞技体育精彩的“减速带”，也成了阻碍竞技体育的“轨条砦”。因此，刑法对体育竞技的管控应以不阻碍体育竞技健康发展为要件，同时考虑社会伦理道德的容许范围，进而给人们预留一个合理的行为空间，并放任人们在这一空间之内进行此类行为，一旦在刑法给予的这个范围被滥用并危害到人们可容忍的限度时，刑法才得以干预。
第二，刑法介入亦不能松弛。将体育竞技的伤害行为都诉诸于行业内部处理，使体育竞技领域成为脱逸于刑法管控的一片“净土”，同样也是不切实际的做法。如此，体育竞技就真的会变异为犯罪的“避风港”，这会纵容大量严重违规违法行为横行，甚至于一些恶意伤害现象滋生不断。从现今乱象丛生的体育竞技比赛就可见一斑。近几年来，体育界“黑哨”“赌球”“假球”“群殴”以及“兴奋剂”等丑恶现象层出不穷，而对其追究刑事责任的却寥寥无几，这不得不说与刑法手段管控体育竞技领域的疲软有一定关系。正如有学者认为，对于类似在运动竞赛中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都使其逍遥法外，极不利于运动竞赛的健康发展，只会徒增或助长赛场上的野蛮粗鲁，甚至下黑手，不正赛风泛滥，而又不承担法律责任，这对于体育竞技运动简直是场灾难。
第三，刑法介入应宽严有度。公平正义是法律永远的价值追求，法律对人们的行为做出普遍调整，在维护理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也要保障人们的自由权利，从而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正是因为法律蕴含的公平正义，所以立法者在创设一项刑事法律制度时既要考虑法益保护，同时也要考虑权利保障。反映在体育竞技领域，刑法介入既不能过度而不顾及参赛人员的自由权利，也不能过于松弛而忽视了体育竞技秩序的维护，关键在于如何在保障体育竞技的健康发展和惩治预防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滋生之间寻求一个法益保护的最佳结合点，这个最佳结合点就是刑法介入体育竞技领域使所受到的法益损失相对最小化，而法益保护达到最大程度化。
12以刑法干预最低限度为原则
刑法介入体育竞技领域还要以刑法干预最低限度为原则。刑法干预最低限度原则要求刑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最后手段性而出现，这是由刑法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和高成本性所决定的。如果不管行为侵害法益的严重程度与否，而任意进行刑罚制裁，这不但会发生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而且国家亦难以承担无谓的高额司法成本，既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又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刑法对体育竞技的介入，只有穷尽行业规范以及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法规手段的情况下才予以启动。
第一，这是由体育竞技的自身特殊性所决定的。由于体育竞技自身具有对抗性、激烈性或竞争性等特征，蕴涵着巨大天然危险，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在所难免。其一，体育竞技更加钟爱“激情”，而“激情”常促使人犯错。试想，在体育竞技比赛中，运动员个个精神状态异常亢奋，或狂奔或跳跃，动作千变万化，轻重缓急往往很难控制，碰撞、伤害不可避免。其二，体育竞技运动通常在大型场地举行，环境开放，人流涌动，欢呼雀跃，运动员不免会受到外界环境的不良干扰，进而影响其判断力，造成动作失误或误差，很容易变异为伤害对方行为，即使一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也无法避免，而初出茅庐的新手尤甚。其三，现今体育竞技越来越充斥着商业玄机和功利色彩，盛行以成败论英雄，利益机制触动运动员获胜的动机不断强化，相应地运动场上不仅是技术的比拼，而且使激烈对抗更加白热化。其四，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一些更为刺激、危险更大的体育项目不断上演，这无疑增加了竞技伤害的概率。尽管如此，人们却不以为然，心旷神怡。
第二，刑法介入要遵循行业规范前置原则。众所周知，法律不理会“琐碎之事”，法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加以具体规范，而仅仅基于规范目的对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项予以规定，可谓“法有限而情无穷”。那么，在法律调整范围之外的空白地带，一般由职业道德或行业规范等其他社会规范予以调整，这些社会规范只要不与法律的基本原则或精神相冲突，为社会通念所接受，那么它就属于“软法”的组成部分。竞技体育运动需要借助于行业规范来调整，参与人员首先必须遵循体育竞技的具体规则，它是任何形式的体育比赛必须遵循的“铁则”，也是判断体育竞技行为是否正当化的重要依据。这种制度设计主要基于体育竞技具有较强的规则性和职业性，而行业规范的职能性质决定较之司法程序更富有行动效率，并有能力对所有的体育竞技行为予以监管。但行业监管也有缺陷。其一，它对较为严重的体育竞技伤害行为没有实质性的威慑力。其二，行业内部监管机构由于与体育竞技比赛的参与者存在主体身份或经济利益的勾连，可能会使监管出现乏力或流于形式。其三，行业监管的有效实现要受多种因素制约，像制度的规范性、制度的执行力以及群体心理认同等，这些制约因素在不能有效协调运行的情势下，行业监管的漏洞就无法避免。这也给刑法的介入留下空间。
第三，刑法介入体育竞技领域属于事后预防，谨防法益预防提前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源自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各种社会风险以不可阻挡之势正悄无声息地扑面袭来，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前所未有的潜在危险或严重威胁。这激起世界各国不大不小的震动。在西方，自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以来，“风险社会”以及“风险刑法”理论便成为德日刑法学界研究的主要阵地，对刑法如何应对现代社会逐渐猛增的各种风险的研究如火如荼。在国内，刑法学界也对风险社会及其风险刑法有着浓厚的理论热情。的确在风险社会渐行渐近的情势下，风险源的复杂性、风险滋生的不可预测性以及风险波及范围的不确定性，使得社会的公共安全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5]。越来越多的国家面对这日益增大的风险，尤其在严重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交通事故领域、环境污染领域以及食品安全领域，逐渐在刑法中设置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模式使法益保护提前化，以防患于未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竞技体育领域本身蕴涵巨大风险，而这种风险不会危及到广大民众的最基本社会生活，刑法在竞技体育领域的介入切不能“与时俱进”，仍然要坚守事后预防的矜持。
2刑法规制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范围
21与体育竞技关联的伤害行为
体育竞技伤害行为方式复杂多样，形式不一而足。体育竞技伤害行为既可能发生在对抗性竞技中，也可能发生在非对抗性竞技中，前者像拳击、足球等，而后者如F1赛、马拉松赛等。由于非对抗性竞技体育只有一方，自然不存在对另一方刑法规制的问题。因此，刑法规制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范围问题只存在于对抗性竞技中。在对抗性竞技运动中，在赛前、赛后或赛中休息时而发生的关联伤害行为，不管是运动员对运动员，还是运动员对裁判员、教练员或其他在场人员，抑或裁判员、教练员或其他在场人员之间而发生的伤害行为，我们称之为体育竞技关联伤害行为。此类伤害行为不是发生在比赛过程中，与竞技比赛遵守规则无关，跟刑法规定的普通伤害行为并无区别，可以直接依据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可能涉及到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过失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名予以追究刑事责任。尽管此类伤害行为的主体运动员、裁判员、教练以及现场观众等往往受到比赛场景的刺激或感染而实施，往往因激情或冲动以及情绪和感情的投注而爆发，犯罪学理论上称之为激情犯。但对于激情犯与其他普通犯罪相似，并无法定从宽处罚的依据。因此，对于体育竞技关联伤害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应全面“入罪”。
22基于比赛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
以比赛为目的且犯规致人伤害行为其情况最为复杂。笔者认为，此种情形并非全面“入罪”，而是有的放矢地部分“入罪”，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形：
第一，轻罪以下危害后果的伤害行为应“出罪”。基于比赛目的且违规造成轻伤以下危害后果的伤害行为应属于排除犯罪化事由，不追究刑事责任。一方面，犯规是体育竞技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体育竞技中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是，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必须遵守体育竞技预设的具体规则。但违反比赛规则且造成伤害后果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体育犯罪。因为比赛中的犯规并造成伤害行为往往属于体育竞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比赛秩序之下的“合理碰撞”。犯规行为增加了比赛的刺激性和精彩程度。无犯规行为的比赛则索然无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赛[6]。实际上，犯规在比赛中不仅无法避免，而且一方为了获得比赛胜利目的基于比赛策略的考虑，常常故意利用犯规行为来消解对方的优势。另一方面，由于体育竞技本身所具有的对抗性、激烈性、近距离接触性或高风险性，预示着在比赛中必然会存在人身安全危险，因犯规而造成轻伤以下危害后果的伤害行为更是不可避免，这是参加体育竞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造成轻伤以下的危害后果鉴于具有比赛目的的正当性，造成的危害结果不大，可责性相对较小，仍属于体育比赛的正常范围，并没有超出人们所容许的危险预测可能性。而且这种伤害行为没有必要启动刑法予以干预，由体育行业采取行业制裁方式予以解决就可以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第二，重伤以上危害后果的伤害行为应“入罪”。基于比赛目的违规而造成重伤以上危害后果的伤害行为，已经超出人们对此所容许的社会伦理范围，完全具有刑罚可责性。
其一，此种行为客观上造成了重伤以上的严重后果，具有入罪化的罪质基础。根据刑法典第95条的规定，重伤害一般是指使人肢体残废或毁人容貌的、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其他器官机能的以及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情形。不难看出，致人重伤害往往使人生理器官残疾或机能丧失，使之很长一段时期甚至终生不得恢复，这无疑是对人身权利的极大摧残，直接侵犯了运动员的健康生命权，给运动员造成了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和煎熬。不仅如此，这种体育竞技伤害行为严重践踏了公平竞赛的基本原则，制约了体育竞技的健康发展，阻碍了体育竞技水平的提升，同时也严重影响到国家的良好声誉和形象。
其二，行为人主观上存在间接故意或过失，具有入罪化的主观恶性。基于比赛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其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可概括为间接故意和过失。对于前者指的是运动员出于比赛目的在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结果而实施的犯规行为，而对于后者指的是运动员应当预见自己的犯规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情况下，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状态。这样就可以得出，行为人基于比赛目的，在其间接故意和过失的心理态度支配下而实施严重伤害他人身体的犯规行为，可能以故意伤害罪或过失重伤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造成死亡结果的，可能以故意伤害罪甚至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特别注意的是，这里行为人不可能存在直接故意的主观心理态度，因为它与基于比赛目的的主观目的相冲突，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行为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结果而希望这种危害结果发生，那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就变异为非比赛目的，超出了这里所论述的类型，而应直接依据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恶意伤害行为的情形处理。
其三，具有入罪化的罪量基础。如上所述，体育竞技运动首先遵循其行业规范，体育协会作为国家体育行业的行政管理机构，其制定的行业规范虽然不具有绝对的强制力，但仍然有着一定的约束和规范作用。而对于造成重伤或死亡严重后果的伤害行为超出了体育行业自治权限可管控的射程圈，行业规范对此类行为的管控疲软，即使管控其效果也适得其反。只有刑法的介入，运用刑法利器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才能够有力惩治和预防体育赛场上频频上演的体育暴力行为。这对于维护运动员的人身权利，促进体育比赛的公平竞争，保证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大有裨益。
23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恶意伤害行为
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完全是隐藏其背后的不法行为，已经不能再视为比赛的一部分，无论其危害后果是轻伤，还是重伤抑或致人死亡，都应该全面“入罪化”。一方面行为人主观上基于其他目的，具有伤害他人的主观故意。例如个人恩怨的报复目的、发泄愤懑、起哄闹事以及其他扰乱比赛秩序目的等除比赛目的之外的任何目的。这充分暴露出行为人在主观心态上出于恶意，有违反比赛规则伤害他人的直接故意，也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结果，而积极追求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另一方面，行为人在客观上违反了比赛规则，实施了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并造成了轻伤以上的危害后果。可见这种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恶意伤害行为已经背离了体育竞技的基本精神，与刑法中规定的普通伤害行为并无不同，完全超出了社会所容许的危险范围，具有刑事可罚性。
如果刑法容忍这种行为的发生而不加以干预，将会纵容此种不法行为的滋生，使体育竞技走向畸形发展的不归路。因此，刑法应当积极介入对此种行为的处罚。诚然，比赛过程中情形复杂多变，体育竞技伤害行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虽然从实质的角度看，以非比赛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具有违法性，但此种行为发生在比赛过程中，行为人往往以合法的形式掩饰非法的目的，一旦进入诉讼程序，行为人会辩称自己是基于比赛胜利目的的失误所造成的伤害行为，因为同样的竞技伤害行为可能是出于比赛目的，也可能出于其他报复等目的。因此，如何判断竞技比赛中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司法程序中的一大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就是贯彻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因为主观见之于客观，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往往表征出客观的具体行为，从伤害的手段、方式或伤害的程度、部位抑或伤害的时间点以及行为人的违规程度、频率等一系列的客观状况，来认定罪与非罪的界限。那么，通过这些情况认定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仍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时，从疑问时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应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3体育竞技伤害行为刑事责任的承担
体育竞技伤害行为毕竟不同于刑法规定的普通伤害，其可责性相对较低，具有一定的社会相当性。因此有学者主张，对这种行为原则上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即使追究也要从宽处罚。但笔者并不予认同，文明进步的现代法治社会不允许以人的重大健康生命权做赌注以换取体育竞技的精彩和刺激。对于体育竞技伤害行为刑事责任的承担同样不能搞“一刀切”，一味地从宽处理，这里需要做分类处理。
其一，不可以从宽处理的情形。对于赛前、赛后或赛中暂停休息时的竞技伤害行为以及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恶意伤害行为。譬如，在比赛休息时，因运动员不满或发怒，将球猛踢到观众身上而导致轻伤以上的伤害行为。由于这些伤害行为与遵行比赛规则无联系，不再视为比赛的一部分，可责性较大，无论从法理和情理上都缺乏从宽处罚的正当性。
其二，可以从宽处理的情形。对于基于比赛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尽管造成被害人身体严重伤害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由于该行为是发生在竞技体育比赛过程中，行为人的犯规伤害行为并无“恶意”，因此对该行为应当与恶意伤害行为做以区分，对该行为人可以从宽处理。其立论理由简要归纳如下：1）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在比赛过程中，当运动员在遭受外部刺激时，会产生神经紧张、情绪激动或心跳急促等诸多身心反应。在这些心理状态下，运动员往往对外界事物的判断力或自我控制力会急剧下降，甚至短时间丧失。加之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需要根据外界的刺激而迅速做出反应，动作千变万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行为的失误或误差，碰撞与伤亡在所难免。这些伤害行为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手段不同于普通伤害，有些伤害为社会可允许的危险，即使超出人们可预设的危险范围，其可责性相对降低。2）从规范刑法学角度来说，在体育竞技比赛过程中，完全期待运动员在激烈对抗状态中做出合乎比赛规则的动作显然是强人所难，在这一点上也蕴含了期待可能性思想。所谓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据具体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适法行为[7]。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适法行为就无法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责难，相应地也就不存在刑法上的责任。试想，法律要求运动员在紧张激烈对抗的紧迫状态下，以理性冷静地判断自己的行为并做出完全合乎规则的动作，显然是强人所难。而期待可能性理论的价值意蕴就是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不仅是对司法人员的裁判规范，而且也是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法律以禁止和命令为内容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人们的日常行为要合乎法律的要求，否则将遭致法律的制裁。然而，法律不是随心所欲而设定规范的，必须反映人们的实际情况。也即是说，法律设定的禁止规范和行为规范应以人们在行为当时可以不违反禁止规范和命令规范为前提条件的。从“法律不强人所难”和法律规范的设定规则都要求立法者在设定刑事责任承担时必须充分考虑运动员在体育竞技比赛这一特殊场景极为容易做出违规行为，进而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而触犯刑律，这属于事出有因，自然其可责性相对较低，对其从宽处理具有法理存在的正当性。
其三，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的情形。在竞技体育比赛中很多参赛运动员为未成年人，那么，他们一旦实施犯罪进入司法程序同样严格遵循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就我国刑法而言，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点，我国刑法划分了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还规定了一些特殊处遇原则：一是从宽处理原则，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二是不适用死刑原则和不成立累犯原则。三是从宽适用缓刑原则和免除前科报告义务[9]。针对这些从宽处理原则，不论行为人是基于比赛目的且犯规的伤害行为，还是基于其他目的且犯规的恶意伤害行为，只要是犯罪主体为未成年人，都应当遵循上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