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的发展史
1)中国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一百多万年以前，当人类的社会活动还只能勉强区分为求食(采集、渔猎)和攻防(对野兽和对其他人群的进攻和防卫)，就发展了走、跑、跳、投、浮水等基本的技能。甚至在四万年前，中国的人类就用上了“飞石索”，在二万八千年前弓弦箭的发明，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那时，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开始以教育(从手段和内容上)或雏形娱乐的面孔登上了人类历史的大舞台。社会藉此开始有了萌芽状态的体育。2)在我国夏、商、周、春秋时代，历时一千六百年的奴隶社会中，由于奴隶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和频繁的战争，刺激了军事武艺的发展和对军队身体训练的重视。春秋时期出现了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教育理论和体育实践，对这一时期的体育活动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如孙武不朽的军事经典《孙子兵法》，其中就有不少有关身体技能和训练的内容。孔子除在他兴办的私学中进行六艺教育外，还主张学生进行郊游和游水。他本身也爱好射箭、打猎、钓鱼和登山等体育活动，并注意卫生保健，因而身体强健。 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体育。由于汉代政策宽简，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出现了政治巩固、经济文化发展的文景之治。加之为了击退外来的侵扰，需要加强军备，使人民强身祛病。这些社会需要，促使汉代体育在先秦体育的基础上，获得了很大发展。由于汉代雄厚的物质基础，使得宫廷和民间的娱乐性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名目繁多。其中有关体育的项目有角抵(包括角力、摔交)、舞蹈(蹋鞠舞等)以及秋千、舞龙、耍狮、高践等活动。有的活动在后世发展成为竞技运动项目，有的至今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身体娱乐活动。4)两晋、南北朝时代，出现了混乱、分裂的局面。在体育活动方面，汉代那些能促使人民强身祛病的活动项目，如赋鞠等逐渐被废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倒也促进了娱乐性体育和导引养生的发展。如统治者提倡的奔棋、歌舞、百戏等。5)封建社会的中期，隋、唐、五代时期，特别是唐朝，由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时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当权时的“开元盛世”共百余年，全国统一，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都达到了鼎盛时期。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隋唐体育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隋唐体育活动的特点是范围广，规模大，上起宫廷王纪，下至文官武将和平民百姓。再者，隋唐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体育场地和器材的改进，如唐代就出现了充气的足球和球门，用油料浇筑球场。6)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宋、元、明、清时代，体育又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化发展。例如，北宋时由于沿袭了武举制，又加上王安石变法，提倡富国强兵，对体育的发展起了刺激作用；毕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体育图书资料的出版，对体育养生资料的挖掘、整理、研究和著述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清初为了抵御沙俄入侵，执行了讲武绥远、御敌防疆的政策。在康、乾盛世，经济上采取了一些促进生产的措施，在考试制度上沿袭了武举制，甚至文科考试也先考骑射，不合格者不准参加笔试。练兵制度也比较完整，因而不仅军队精良，民间也涌现出了许多武艺高强的名人壮士。因而在此时期，中国武术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但是，在乾隆之后，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特别是清中叶以后，大量鸦片的输入，毒害了广大人民的身体；加上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禁民习武”，致使民族体质日衰，“国力弱，武风不振”，被外人辱为“东亚病夫”，体育也由此一濒不振。 纵观人类体育史，可以看出体育的兴衰是随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而演进的.
中小学体育课足球教学内容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中小学会教足球？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能有体育课就不错了，还想有足球课。想上足球课，等主课老师全部死光。
体育课程在中国的历史变迁
中国体育组织?
是不是这个?
【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体育总局，英文名称为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其前身是1952年11月成立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1998年3月24日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
其主要职责：
（一）研究制定体育工作的政策法规和发展规划并监督实施。
（二）指导和推动体育体制改革，指定体育发展战略，编制体育事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协调区域性
体育发展。
（三）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指导并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开展国民体质监测。
（四）统筹规划竞技体育发展，研究和平衡全国性体育竞赛、竞技运动项目设置与重点布局；
组织开展反兴奋剂工作。
（五）管理体育外事工作，开展国际间和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台湾地区的体育合作与交流；
组织参加和举办重大国际体育竞赛。
（六）组织体育领域重大科技研究的攻关和成果推广。
（七）研究拟定体育产业政策，发展体育市场；制定体育经营活动从业条件和审批程序。
（八）负责全国性体育社团的资格审查。
（九）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国家体育总局下设办公厅、群众体育司、竞技体育司、体育经济司、政策法规司、人事司、对外联络司、 科教司、 宣传司、机关党委、纪检组和监察局、离退休干部局
国家体育总局的直属单位：
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 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篮球运动管理中心， 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小球运动管理中心，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棋牌运动管理中心，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汽车摩托车运动管理中心，
还有：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机关服务中心，财务管理和审计中心，训练局，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青岛航海运动学校，湛江潜水运动学校 ，安阳航空运动学校， 秦皇岛训练基地，体育科学研究所运动医学研究所，中国体育报业总社，北京体育大学 ，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体育信息中心，对外体育交流中心 ，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体育器材装备中心，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体育基金管理中心。
现任局长：刘鹏
简述现代体育课程化的基本历程
从整个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来看，学校体育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体育的教育化——体育的课程化——体育的科学化——体育的科学化体系。
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与学校体育的课程化和科学化: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与学校体育与学校体育思想的基础；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则促成了学校体育和体育思想的发展。
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后欧洲的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以科学理性、科学规范和方法为指导，使近代科学的精神与文化功能得到广泛而充分地层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学校体育逐渐完成了从“活动”向“课程”的转变。夸美纽斯是推动学校体育发展成为课程的先驱者，他确立了学年和班级教学制度，并提出了一系列教学原则。他认为，“身体不独是推理的灵魂的住所，而且也是灵魂的工具”。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在具备了学问、德行、虔诚之外，还必须拥有健康的身体，以保证人的机能和智能正常发展，达到“身心两方面的一种和谐”。“假如身体不健康、任何部分受了损害，它的客人——灵魂，便住在一个薄待客人的住所。”在夸美纽斯看来，学校教育主要应加强对儿童手足等部位大肌肉的训练。
卢梭主张在非自然中效仿自然的法则、采用自然的方法对儿童进行包括体育在内的全面教育。把洛克和卢梭的体育思想变为教育现实的，是以巴塞多等人为代表的博爱派教育家。 “在约�6�1伯�6�1巴塞多提出新教育方法以前，国民教育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①巴塞多于1774年在德意志的德绍创建了一所博爱学校。德绍学校每年用暑假两个月时间让学生在野外进行体育活动，最初采用传统的骑士项目，如击剑、舞蹈、骑马、腾越等，后来陆续补充了跑、跳、投掷等“希腊体操”和德国的民间的各种球类游戏及撞球游戏等，终于形成了以德绍五项(跑步、跳高、攀登、平衡、负重)闻名于世的学校体育课程的雏形。这所学校实施的体育被认为是近代学校体育的开端。
德绍学校的最大贡献在于它解决了如何对大多数儿童实施体育教育的方法问题。巴氏之后，德国乃至欧洲各地相继仿效建起了许多博爱学校，体育教育的课程方式因而得以传到欧洲各地，进而促使各地体育教育从内容到方法渐趋接近。在这种影响之下，德国的古茨姆茨及杨氏、瑞典的林氏等人，①先后创立了德式及瑞典体操体系，之后又进一步波及欧洲各国。影响所及，不仅促进了学校体育教育的统一，更促进了对各国民间体育方式的整理及统一。古氏首创大众化的体育组织及体育场，进一步解决了如何面向学龄青少年及多数民众开展体育的问题。
德意志教育家古茨姆茨进一步发展了学校体育的课程形式。古茨姆茨是1784年创办的雪尼芬撤尔学校的教师，从1786年起负责该校的体育课。该校摆脱了博爱学校中体育课的课外活动和游戏形式，体操通常安排在上午11：00—12：00进行；在教学活动中按照学生年龄和能力分组的教学组织形式；课被分为导入、观察、矫正、助成、测定、评价几个部分。
古茨姆茨的另一贡献是使体育方法体系化。他按4个分类原则对所选择的教材进行分类：按运动目的、运动性质、运动解剖学和运动类型分类。在1793年出版的《青年体操》 (GymnistikfurdieJugend)一书，他在书上把体操方法分为固有的体操运动、手工劳动和游戏三大类，固有体操被作为基本运动，包括跑、跳跃、投掷、角力(掉跤)、悬垂、平衡、游戏性运动(举物、搬运、倒立、拔河、跳绳和翻滚等)、有秩序的运动(包括舞蹈、步行
和兵式体操等)8项，1804年的第2版中又增加了剑术和射击等而增加为9项。
裴斯泰洛齐是19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使体育课程臻于成熟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教育心理学化”的思想，创立了和谐发展教育和要素教育理论。明确指出教育“在于按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在他的和谐发展教育课程体系中，各门课程被分为体育与劳动、道德教育和重视知识积累的智育三类，体育的任务是要把所有潜藏在人身上的天赋的生理力量全部发展出来；没有各种体力的发展，劳动的教育、劳动的习惯、技能的培养训练就谈不到。裴斯泰洛齐第一个用要素的观点去分析人体运动，他认为人体运动的基本要素是关节活动，它表现为简单的搬、推、拉摇等基本动作；可以结合构成各种复杂的动作；自然赋予儿童的这种能力是体力发展的基础，也是进行体育练习和各种体力活动包括劳动的要素。他主张按照
关节活动的难易程度安排体育活动的教学顺序。
裴斯泰洛齐的体育课程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他的要素主义课程思想可以认为是科学主义课程论的先驱，但他的体育教学实践却恪守着卢梭以来的自然体育传统。
由于采用了课程化的形式和班级、年级授课的方式，学校体育也能大规模、批量化、标准化地培养劳动者。在工业化和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各国先后立法要求学生必修体育。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欧美许多国家陆续制定了相应的政府法令或通过议会立法，将体育作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从此，体育作为学校课程体系的重要部分而确立下来。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是哪一年开始实行的
义务教育阶段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是2011年施行的，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是2003年施行的，
体育课谁发展的？
体育虽然有悠久的历史，然而“体育”一词却出现得较晚。在“体育”一词出现前，世界各国对体育这一活动过程的称谓都不相同。
体育一词，其英文本是physical education，指的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直译为身体的教育，简称为体育。在古希腊，游戏、角力、体操等曾被列为教育内容。17～18世纪，在西方的教育中也加进了打猎、游泳、爬山、赛跑、跳跃等项活动， 只是尚无统一的名称。18世纪末，德国的J．C．F．古茨穆茨曾把这些活动分类、综合 ，统称为“体操”。进入19世纪，一方面是德国形成了新的体操体系，并广泛传播于欧美各国；另一方面是相继出现了多种新的运动项目。在学校也逐渐开展了超出原来体操范围的更多的运动项目，建立起“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这一新概念。于是，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体操”和“体育”两个词并存，相互混用，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在世界范围内统一称为“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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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2年，卢梭在法国出版了《爱弥尔》一书。他使用“体育”一词来描述对爱弥尔进行身体的养护、培养和训练等身体教育过程。由于这本书激烈地批判了当时的教会教育，而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因此“体育”一词同时也在世界各国流传开来。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体育”一词的最初产生是起自于“教育”一词，它最早的含意是指教育体系中的一个专门领域。到19世纪，世界上教育发达国家都普遍使用了“体育”一词。而我国由于闭关自守，直到19世纪中叶，德国和瑞典的体操传入我国，随后清政府在兴办的“洋学堂” 中设置了“体操球”。1902年左右，一些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从日本传来了“体育”这一术语。随着西方文化不断涌入我国，学校体育的内容也从单一的体操向多元化发展，课堂上出现了篮球、田径、足球等。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不能把学校体育课称体操课了，必须理清概念层次。1923年，在《中小学课程纲要草案》中，正式把“体操科”改为“体育课”。
从此“体育”一词成了标记学校中身体教育的专门术语。�
“体育”一词在含义上也有一个演化过程。它刚传入我国时，是指身体的教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出现的，是一种与维持和发展身体的各种活动有关联的一种教育过程，与国际上理解的“体育”（phyical education）是一致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其目的和内容都大大超出了原来“体育”的范畴，体育的概念也出现了“广义”与“狭义”解释。当用于广义时，一般是指体育运动，其中包括了体育教育、竞技运动 和身体锻炼三个方面；用于狭义时，一般是指体育教育。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体育”的概 念提出了一些解释，但比较趋于一致的解释为：“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以谋求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直接目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公民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教育过程”。体育的这一定义既说明了它的本质属性，又指出了它的归属范畴，同时也把自身从与其邻近或相似的社会现象中区别出来。但是，体育的概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体育的认识也将有所发展。
建国以来我国体育发展的基本经验
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发展历史及特点
课程政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基 础教育的课程政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发展 变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此变化会形成不 同的历史时期。 但不管如何划分，它所经历 的几个大的历史阶段是不可跳过的，它在形成过程中几个标志性的政策文件是不容忽略 的。本文仅从课程权力主体这个角度来进行 审视，把我国墓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发展历史 分为三个阶段：“国家”模式阶段、“ 国家十地 方”模式阶段和“国家十地方十学校”模式阶段。
（一）“国家”模式阶段
此阶段的大致时间是从1977年“文革” 结束到1985年，是恢复正常的教育秩序和初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时 期，也可以说是我国实行素质教育的酝酿期 或准备期。十年动乱期间，全国的教育事业 遭到了严重破坏，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各地学制混乱，中小学教材被全盘否定，盲目上马的 教材质量低劣且十分混乱。“文革”结束后， 我国教育就面临着恢复和重建的问题。其主 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学生的素质。在这种情况下，全国重新编写和使 用通用的教材，采用统一的学制和教学大纲。 1977年，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科学教育工作 会议，几次提出要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并要求1978年秋季新生入学时能够使用 新教材。根据会议精神，教育部采取了相应 的措施：一是成立“教材编写领导小组”，领导 教材编写工作；二是加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编写中小学教 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三是确定中小学 十年制为基本学制，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
1978年1月，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十 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统一规定全日制中小学学制为十年，同时教育部组织各 学科专家、学者和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共 200多人，组织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集 中编写全国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这套教材从1977年9月开始编写，1980年基本完成，这是建国以来国家委托人教社统一编写 的第五套中小学教材。其显著的特点是所有 课程均为必修课程，没有选修课程。从历史 发展的观点看，这套教材对当时教育战线完成拨乱反正，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以及进行教 学内容现代化改革，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做出 了突出贡献。
因此，此时期的课程政策采取的是“国家”权力模式，课程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课程几乎完全由国家决定，地方和学校都没有课程决策的权力，只能执行国家的决定。这 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决定的，这种带有过渡 性的课程政策对尽快结束课程教材的混乱局 面，恢复和重建教育，保证全国教育的基本水平，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学生素质，为建设新 时期的课程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里需 要补充说明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 （包括这一时期），中小学教材实行国定制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选择，也是同我国当时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特别是对维 护国家的统一稳定、民族团结起到了重要作 用。不能因为现在实行了审定制。就对过去的国定制以及在国定制条件下编辑出版的部 编教材、统编教材、通用教材横加指责，任意 贬低、甚至全盘否定。对中小学教材国定制 的利弊得失，应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二）“国家十地方”模式阶段
此阶段的大致时间是从1985年到1999 年，这个时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治体制改革也不 断走向深入，国家在实行政府机构改革的伺 时，不断地下放权力，主要到地方层次，学校 层次仍然没有多少课程权力。当时在全国绝大部分省市区范围内，都有一小部分权力安 排地方课程或者说乡土课程，以适应不同地 区的需要。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针对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活力的现象，规定了简政放 权、分级管理的原则，这就逐步形成了“国家 十地方”课程权力模式。《决定》中强调：教育 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 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九 年义务教育，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 管理的原则，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九年义务 教育，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 利，更进一步深化了课程改革，并把全国的中 小学教材由以前的国定制改为审定制，在课程管理上进一步强化了“地方负责、分级管 理”的思想，1988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上海 和浙江进行以地方层次课程决策为主的课程 改革试点；1989年，国家教委批准，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实际，编写多种不同的教材，并在 不同的地区进行实验，然后正式推广。另外， 还设计了“五四”和“六三”两种学制的课程计 划，以增强课程的弹性和可选择性，这样逐渐形成了“一纲多本”的局面。进入20世纪90 年代之后，我国政治、经济改革跨人了一个新 的历史时期，各行各业对人才的要求也进一 步提高，1992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中规定了地方 课程，由地方政府规定统一的课程计划与教 学大纲，教材实行“一纲多本”，1993年2 月，我国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础工程， 必须大力加强，中小学教育要由“ 应试教育” 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全面提高学 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 的特色，1996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 学课程计划（试验）》中规定；学校应该“合理 设置本学校的任选课和活动课”，“普通高中课程由中央、地方、学校三级管理”，这是我国 课程改革的又一次转机，它可以说是校本课程的雏形，为后来校本课程的出台打下了基础。
此时期课程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实行了课程的多样化。无论从课程的管理、课程的 结构，还是从教材制度来看，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课程教材的弹性和灵活性，以适应不同 地区、不同学校与不同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 这种多样化的课程政策体现在以下几点。首 先，表现在课程理念上的变化。把以前的“教 学计划”更名为“课程计划”，把中小学的全部 课程分为学科类与活动类两大类，把普通高 中学科类课程分为必修、限定选修和任意选 修三种方式。上海则确立了必修、选修与活动三大课程板块。这种名称上的改变实则是 课程理念的变化，它从强调“教学”到强调“课 程”，从强调知识到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进 而强调学生要学会学习。其次，是课程结构上的变化，在课程中不仅增加选修课程与活 动课程的比例，还给地方课程留有一定的发 展空间，以便各地结合本地实际编写乡土教 材。再次，就是实行一纲多本或多纲多本，根据不同地区发展状况，确立了面向经济发达 地区、中等发展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三类不 同要求程度的教材，根据学制的不同，确立了 。“ 六三制”和“五四制”两类教材，另外上海与浙江可以根据各自地区特点，制定大纲、编写 教材。
此时期课程政策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教 材由“国定制”改为“审定制”，并实行编审分开制度。从世界范围来看，教科书制度大体 上可以分为国定制、审定制、认定制、选定制 和自由制五大类，国定制是指由政府统一规 定使用何种教科书，而所规定的教科书往往是政府组织编写的。审定制是指由国家或地 方教育行政部门对民间编写的教科书进行审 核，审核通过者才可作为教科书给以出版发 行。由国定制向审定制的转变，可以反映出课程政策权力重心的下移，1986年9月，我 国对现行的教材编写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 实行编审分开，并成立了建国以来第一个权 威性的教材审定机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 会” ，并设立了常设办事机构“国家教委中小 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履行对教材的审 查与审定职能。同时，颁布了一系列课程管理的重要文件，如《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 会工作章程》《中小学教材审定标准》《中小 学教材送审办法》等，规范了教材的编写与审 定工作。这种下放权力、引入竞争机制的课程政策对于提高教材质量，激发地方和民间 团体开发课程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国家十地方十学校”模式阶段
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不失时机地 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推动课程改革的深化，在“扩大学校自主权”“ 教育松绑”的呼声下， 我国课程的部分权力进一步由地方下放到学 校，学校（校本）课程的实施就是一个标志。 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确定了 “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学校课程”三级课程 模式，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 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规定要“调 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 学校课程”。 实行三级课程政策是为了进一 步地简政放权，加强宏观的调控与指导，转变 政府的职能，适当扩大地方尤其是学校的课程权力，改变“坐等上级指示精神”的被动局 面，让不同的权力主体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 程决策、课程开发与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去。 其实质是课程权力的再分配，意味着基础教育的课程要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 结合的双向政策机制。
学校课程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是我们对国家课程反思的结果。长期以来，我国都 是以国家作为课程开发的主体，致力于全国性课程方案的制定，以国家力量进行课程开 发，课程的决策权也基本集中于国家教育部。 因此，国家课程一直是我国的唯一课程，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教什么内容、教多少时间都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课程内容都是由国家统 一编写，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与强制性。 所以从教育行政领导到学校的教师以及教育 研究工作者，都只需要关注怎样教好国家规定的教学内容，而不关心也不需要关心教什 么、内容。课程由学科专家主导，学校、教师与 学生乃至家长失去了参与课程的机会。对教 材不敢越雷池一步，照本宣科，按部就班，出现了“学校靠教科书，教师教教科书，学生背 教科书”的局面。教师只是一个执行者的角 色，而不是一个开发者，积极性、主动性与创 造性受到压制，学校也变成了知识加工的工厂，教师就成了没有灵魂的机器，学生就自然 而然地成了接受知识的容器。
如果说统一的国家课程在当时的历史条 件下对集中教育的资源和保证教育的质量还 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话，那么随着我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这种统一的课程政策的局限性和缺陷日益凸显：它无 法顾及地方、学校与学生的差异，不利于适应 不同地区和不同学校的具体实际，不利于充分发挥地方和学校的自主性、积极性，不利于 教师与学生参与课程过程。而三级课程政策 对学校课程的强调，正好弥补了以上的缺陷， 它能以多样性来满足不同学校与不伺学生的不同需要，能很好地发挥学校的特色与培养 学生的个性，有利于发挥教师在课程开发中 的积极作用，有利于贴近学生与社区的生活， 便于生动活泼地开展课程活动，最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与实践能力，使课程真 正发生场所的“学校”在课程开发中占据其应 当占有的地位。
新课程政策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第一，民主性。课程政策的民主化，意味 着课程权力的合理合法的分享，也意味着课程权力由集中走向分散，由统一走向多样。 新一轮的课程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充分 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优势，建立起 教育行政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部门和专家、学者、教师、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 界广泛参与课程开发的有效机制，以保障不 同人、不同集团、不同社会力量的利益，最大 限度地反映各种利益团体的合理要求。同时，要增加课程决策的透明度。本次课程改 革不仅逐步地下放了权力，而且引人了竞争 机制，对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实行招 标制度，使课程教材建设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第二，发展性。从这次课程政策的指 导思想和具体目标来看，确实体现了“以学生 的发展为本”的思想，体现了“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理念。这 意味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必将走出目标 单一、结构僵化、方式机械的灌输模式，走向 强调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探究性学习和研究性学习，让每一个学生的个性获得充分发 展。第三，开放性。从封闭走向开放，可以说 是此次课程政策的显著特征。一方面，它强 调课程与生活世界的联系，强调课程与社会发展的联系，增强课程的社会性，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与关心社会生活的现 实态度，走向课程的生活化、社会化与实用 化。另一方面，它要实现课程的综合化，打破学科的人为壁垒，确立开放的课程体系。不 仅要加强文科之间、理科之间，更要加强文理 之间，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综合，使不同的学习 领域和学科之间能够互相渗透，向对方开放。我国正在积极实行的综合文科、综合理科和 综合实践活动等新课程，就是为了拆除学科 之间的壁垒，使学生在与自然、社会和自我的 关系中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并谋求学生自我，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我国墓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发展趋势
从世界基础教育课程政策改革的趋势来看，属于中央集权型课程权力模式的国家，开始逐渐实行权力的部分下放；属于地方分权型课程权力模式的国家，则开始逐渐采取权 力的部分集中。无论是下放还是集中，实质是一样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国家、地方、 学校三者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三者的作用，使它们相互协调、相互配 合，共同推进课程改革的深化。同世界上其 他国家类似，我国对国家、地方和学校的课程 权力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总的趋势是国家不断地简政放权，加强宏观的调控与指导，转 变政府的职能，适当扩大地方与学校的课程 权力，让它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程决策、课 程开发与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去。我们可以从前面第一部分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发展历史 了解到，我国的课程改革曾经走过一段不平 凡的道路，实现了几次大的转变，但不管怎样 改革，似乎都离不开对国家、地方与学校三者之间的权力进行再分配这个核心。
因此，从国际的大气候与我国的课程实 际来看，我国未来的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将更 加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策理念：以学生的发展为本
从课程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上来看，我 国多年强调的是社会本位的课程政策理念。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基础教育的教育目标和官方颁布的一系列课程文件中得到证实。 在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 决定》中指出，“教育要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各级各类合格人才”；1993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中指出，“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教育 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 课程计划的指导思想是“遵循教育要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 服务，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对学 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以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同时“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奠定基础”。从这些 表述中，我们不难理解，这些课程政策基本上 是一种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 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我国 不失时机地把素质教育引向深入，课程政策的理念也在发生变化，“以学生发展为本，培 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已经成为国家和地 方共同选择的课程政策理念，形成了一种比 较明显的儿童发展本位的价值取向。上海在进行面向新世纪的第二期义务教育课程改革 方案中提出了三个基本的课程理念：以学生 的发展为本，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为 重点，构建新的学力观。 在一个具有一直强调社会需求取向的传统社会里，将儿童发展 本位与社会本位联系起来考虑是非常必要 的。上海课程设计方案提出“以学生发展为 本”，是基础教育本质的体现，是学生发展与社会进步需要在根本利益和价值体系上的统 一。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儿童、学科、社会 是对学校课程起制约作用的三个主要因素， 三大要素相互密切关联，不可或缺。无论忽视哪一个要素，或者偏重哪个要素，都会使学 校、课程失去平衡，以至不能完整地全面地实 现教育的培养目标。从这种价值取向出发， 我国素质教育的课程政策将朝着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的方向努力。未来课程政策着 重强调以下三个方面：改革过分注重智育和 传承知识的偏向，强调课程要促进每个学生 身心健康发展，培养良好品德，培养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改革课程结构过分强调学科 独立性、门类过多和缺乏整合的倾向，加强课 程结构的综合性、均衡性与选择性；改革在课 程内容方面过分强调学科体系严密性、过分注重经典内容的倾向，加强课程内容与现代 社会、科技发展及学生生活之间的联系，体现 课程内容的现代化和适应性。总之，要从学 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出发，注重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情感体验，注重教学过程中学生主体地 位的体现和主体作用的发挥，强调尊重学生 人格和个性，鼓励发现、探究与质疑，以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学生学会学习。
（二）课程决策：走向均衡化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课程决策模式与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政治体制上大体存在两种倾向：集权化与分权化。相应地，在课程决策上也存在着两种倾向：法国、前苏联以及我 国等国家在课程决策上具有集权化的传统， 强调中央对课程的开发、管理与控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课程决策上具有分 权化的传统，强调地方和学校在课程过程中 的自主权。这两种决策模式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弊端。当今课程决策的发展趋势是：集权化的课程决策开始重视地方和学校在课程中的自主权，分权化国家开始加强国家对课程 的干预力度。尽管在方式上存在不同，但殊 途同归，目的是为了课程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同时，随着人们课程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个人、团体和集团以及其他的民间组织 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课程决策中去，以使课程知识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最广大人民的利 益。在课程决策的过程中，除了行政部门、政府官员、课程专家的作用之外，一些科研机构、利益团体、高等院校、出版部门、社会团体 以及媒体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课程的决策 过程，教师、家长和学生在课程决策中的地位 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这说明，参与素质教育的课程政策主体 开始多元化，这里所说的政策主体可以被简 单地界定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个人、团体或组织，一般分为官方的和非官 方的两大类，官方的是指那些具有合法权威 去制定课程政策的人们（当然，他们中的一些 人事实上可能会受制于非官方的政治党派或压力集团），包括政府首脑、立法者、行政人员 等等；非官方的是指利益集团、政治党派和作 为个人的公民等，它们的广泛参与是课程决 策走向均衡化的重要一步。
（三）政策制定：走向科学化
课程政策不仅是一个静态的文本，它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二过程包括四个最主要的环节：政策议题、政策决定（决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从这个过程来看，素质教育的课程政策的制定尽管存在一定的缺陷， 但与以前的经验型政策相比，在政策制定的 科学性方面还是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就 政策议题而言，素质教育的课程问题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它涉及面广，影响巨大，带有全 国性问题的性质，是政府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就政策决策而言，这项课程政策在理念上不 仅与世界先进的课程理念相适应，而且政策目标明确，这对于政策的评估也起到很好的 作用。就政策执行来看，尽管在不同的地区 也存在政策失真的问题，但实践的效果与影 响是巨大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值得肯走的， 就政策评估而言，我们改变了过去只颁布与 执行政策，缺乏政策评估的局面，加强了对课 程政策的更新；修订、补充和完善，这种反馈系统的完善使政策过程始终处于良性的循环 状态，以利于课程政策走向科学化。由此来 看，无论从政策的透明度、适切性、可行性和 政策的延续性来看，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政策正在由“经验型” 向“科学型”转变。
试述你是如何认识我国现阶段学校体育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
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具体特征是：学校体育与其他教育相结合，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四化建设所需要的合格人才的社会使命；学校体育又是国民体育的基础，是把我国建成世界体育强国的战略重点。
学校体育具有社会主义方向性特征。学校体育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它总是具体、坚定地反映出社会的发展需要，表现出符合汰会发展的方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中，学校体育政策法规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不断得到健全和完善，这不仅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同时也是依法治学、依法治体的基本要求。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如何呢？
一，《学校体育工作条例》是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法规，是指导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依据。
根据《条例》的要求，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切实贯彻实施，使学校体育工作能够有较大的进步，使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和运动竞技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9月1日)第五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06年6月29日)第三十四条规定：“教育教学工作必须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统一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状况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的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结果显示，我国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居高不下，初中生上升幅度最大，较2000年增加了8.7个百分点。7~22岁的学生中超重与肥胖检出率仍在增加，更令人担忧的是我国学生的肺活量、速度、爆发力、耐力等素质水平均呈继续下降趋势。以汉族19—22岁学生体质健康水平部分指标20年来变化的情况来说明我国学生整体体质健康水平下降的事实。我国汉族19—22岁城乡男女学生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男)、1min仰卧起坐(女)、1000 m跑(男)、800 m跑(女)、肺活量基本上呈现出连续20年来下降的趋势，有些素质指标近10年下降速度加剧。
学生体能素质下降，体质健康状况总体水平令人担忧。这就说明了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下降绝对与学校体育工作有关，未来加强学生的体质锻炼是学校体育发展的趋势。
三，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校体育课程改革情况
体育(与健康)新课标实施7年来，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体育课程有了较大的变化，新课程理念逐步融入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推陈出新，教学方法更注重学生个性发展。但因新课程也引发了相当大的理论争议，导致一些实践难题也十分费解。如对新课标科学性、合理性的质疑，体育教学中对突出运动技能的放松，课标中某些目标如何实现的问题，教师不能适应课标的困惑，教师不会选择教材的现实等。在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基础上，2007年教育部开始对新课标进行修订，此次修订吸收了近年来课程改革取得的新成果，也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吸纳了许多来自实践的良好建议，特别是增加了课程内容，给广大体育教师更多的明示。
四，深入推进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与深入，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也会在前7年试验的基础上，向科学性、合理性迈进。课标修订在吸纳了广泛的意见后，在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方面变化较大，这样便于广大体育教师更好地把握课标的精神，利于课标的操作化。修订后的体育(与健康)课标实施后，将会再次掀起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与发展的浪潮。此外，不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科学安排运动负荷，重视学生在课堂上掌握技能、增强体质,培养学生的运动习惯和良好品质将成为热点问题。
五，全面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制度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实施将对促进和激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养成体育锻炼习惯,不断增强学生体质健康的水平起到重要作用。此次标准修订还增加了锻炼效果好、实效性强、简便易行的锻炼项目和少数运动技能项目，目的在于激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促进身体的正常生长发育和身体形态、机能的全面协调发展，提高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掌握一两项运动技能。但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实施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如学生数据上报中存在“硬件及软件”的问题；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分析和反馈的问题，数据个性化的问题，标准的合理性问题，标准实施与学校体育其他工作结合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六，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师资质量
学校体育工作质量如何，关键在于是否有一支素质高、能力强、敬业爱岗的体育师资队伍。目前总体而言，体育师资较为短缺，特别是农村体育师资配备更弱。普遍严重的问题是体育教师结构性的缺编，就是在学校总体教师数量满编的情况下，体育教师则较为短缺。
当前各级教育部门和中小学要把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当前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要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体育(与健康)课时大幅度增加的实际，重新核定中小学体育教师的编制数额，保证体育教师的合理配备。
七，营造全社会关心的学校体育氛围,形成共建的合力
加强青少年体育，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各方面的齐抓共管。要通过各种媒体，大力宣传和普及科学的教育观、人才观和健康观，加大对群众性学生体育竞赛活动的宣传报道，形成鼓励青少年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宣传声势。要充分发挥体育局、共青团和妇联的功能,加强学校、社区和家庭一体化的学校体育观念。但宣传如何有实效，社会各方资源如何调动，共建学校体育合力机制如何建立等系列问题是今后的研究内容之一。
八，加强学校体育科学研究，提升学校体育理论水平。
目前，学校体育科学研究总体来讲重理论、轻实践,重思辨、轻实验,科学化水平不是很高。现今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开展各项工作均应讲究科学性，为了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工作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加强学校体育科学研究，培养一批优秀的学校体育理论科研工作者，整体提升学校体育理论水平，使学校体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更符合科学规律。